和写作相比,我更喜欢拍电影,但数字替代了胶片,拍戏的门槛越来越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上手。我所有的拍片能力都在消失,最后躲回到文字里。
有一次,一个观众对我说:“你的小说比你的电影好看”。我说:“那是一定的!因为,小说是一个人的战争,你出征了,只要顽强地打下去,即使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你敢于坚持,你还是会胜利的。电影,是世界大战,我常常还没来得及装上子弹,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
我的小说里,一直有我母亲的形象,这里面有我对她的爱和愤怒,我写了小说发表以后,有人对母亲说,你女儿又在小说里骂你了。她赶紧去买了《收获》杂志,看完以后她说,“你们根本不能理解她的小说,她对我多有感情啊。”
听到这些,我都想哭,这份理解给予我很多的安慰。我没有多少读者,但是母亲一直是我最好的读者。她年轻的时候,是大公报记者,也是一个不错的作家,后来她成了俄语翻译,她译的那些书,放在我书橱最显著的地方。
再后来,她娟秀的钢笔字在检查中来回奔走,终于等到有一天,不用写检查时,她独特的文字能力消失了,那些对自己真真假假的批判,把她毁了。她的句子找不到归属感,她开始为我抄稿子,她的钢笔字远比我的小说和剧本漂亮,她对朋友说:“我现在是小莲的文抄公啊。”
朋友又问她,你帮小莲改稿子吗?她说,哪里改得了啊,她的文字,她的写作,比我强多了。
在最自卑的时候,她依然为我付出,在这付出中找到她最后幸福的归属感。我和她之间的分歧没有对错,不是善和恶的对峙;这是一场善和善的斗争,于是不管哪一方胜利了,都是伤心的。母亲,离开我已经快二十年了,在小说里看见她的身影,我还是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
零零碎碎的文字,记录下转瞬即逝的过去,如今重新读来的时候,我特别珍惜它,因为它证明了情感和生活的存在。这是一份脆弱的记忆,我守护着它,它让我知道了文字的价值,知道了自己付出的必要。我越来越意识到,生命在于记忆,没有记忆的生命,就会像一个失智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不停地在院子里走着,运动着,却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我周围还是那么热闹、骚动,没有关系,有一本好书,有一个好的想法,我就可以在书桌前,老老实实坐上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从读书到写作,维系着我脆弱的生命。
(《新民晚报》3.25 彭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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