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种子先生”

    植物学家、科普达人、援藏干部、教育专家……任何一个身份都可以以一种完整的人生角色在钟扬身上呈现，可他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边界，直到生命戛然而止的那天。

    种子达人

    “这是我所经历的1979年高考：全省录取率不到4%，我所在班级80%的同学是农村户口，一半考上了北大、清华和科大。”钟扬曾经这样回忆自己高考的经历，他当时就读的是如今鼎鼎大名的黄冈中学。

    最终，15岁的钟扬考上了中科大无线电专业。学习无线电专业时，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转向用计算机技术研究植物学问题。1984年，钟扬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他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33岁时就成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没多久，这位年轻副局级干部就干出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放弃武汉的一切，去上海当一名高校教师。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他就住进了其他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几十平方米的小屋。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西藏。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说。

    在西藏，钟扬不停地刷新着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说：“有一次，我和扎西次仁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

    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这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中国青年报》3.26 叶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