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居京雅趣

    张恨水自24岁入京，除抗战期间离京赴渝，他的人生有半数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建功立业，直到终老于此，对北京可谓一往情深。

    皮黄乡里嗜犹深

    初到北京时，张恨水是一介贫寒的书生，那时他住会馆，每月只需十元钱，房饭两项便安排妥当。闲暇之余，如果尚有余裕，他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初，有两件事是他最感兴趣的，一是听戏，一是读书。旅京不久，他就曾有过一次“豪举”。多年后，他回忆：“一天我在交过房、饭费后，只剩下一元现大洋了，这一块钱怎么花呢？恰巧这时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个人联合上演，这当然是好戏，我花去了身上最后一块现大洋去饱了一下眼福耳福。” 

    张恨水是安徽潜山人，京剧就发源于此，著名的二簧腔就是从这里流行的吹腔、拨子演化而成的；所以称作二簧，是因为演奏时需用两把唢呐而得名。

    看戏是要花钱的，虽说那时的他，一人独“漂”北京，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除以半数汇家供甘旨外，而衣食所需，绰有余裕”。即便如此，要是由着他的性儿看戏，怕也难以尽欢。所以，有时他也不得不看“蹭戏”。当初他借住的歙县会馆，对面即江西会馆，那些宦囊既饱，无所事事的士大夫，偶值喜庆，必在此举办堂会。张恨水觉得，这是看“蹭戏”的最佳时机，“故江西会馆有堂会，予必作不速之客”。不过他说，千万不要“贸然而往。大抵夜间十一二钟，酒宴早罢，贺客暂稀，于是峨冠博服，从车马中从容步入。门禁者目逆而送之，以为客也，漫不过问。及入戏场，则豪竹哀丝，好戏方登场。主人间而觉者，明知为知音之客，亦安之若素焉”。 

    张恨水对京剧的痴迷，还表现在他很用心地学习戏曲知识，虚心求教，随时探讨和研究。他说：“不才虽不懂戏而酷嗜皮黄。因是工作之余，在十二点钟附近，必有一度戏学之讨论。议论风生，每不知东方之将白。”身边的同事，或为老戏迷，或为名票友，或熟于坤伶掌故的，都是他的老师。

    闲来无事好读书

    在张恨水的生活中，戏就像盐，是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书，则如空气和阳光，是须臾不可缺少的。张恨水的笔下有一位杨杏园，即《春明外史》中的主人公，书中写他是个手不释卷的人，常常随手拿起一本书，便读起来。杨杏园就是张恨水以自己为原型的创造，这样的情景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有一次他大病初愈，在床上躺了几天，觉得精神好了许多，便拧着电灯，看了一段《儿女英雄传》，竟不觉得乏。另有一处则多了些诗意，他写道，胡同里，卖菊花的，一阵阵吆喝着刚刚过去，“只这一些儿点缀，我们便觉得秋深了。这个日子，拿着一本《陶靖节集》，坐在窗下看。案上陈列几盆新菊，十分助人的诗兴，所谓春秋多佳日，也足以让人快乐了”。

    这种读书之乐，不是什么人、什么时候都能随意享受的，却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

    北京的得天独厚之处，恰是古典文化的叶茂根深。仅就旧书业而言，众多的书摊、书肆，几乎就是北京人的公共图书馆。张恨水就曾多次忆及在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搜求旧书的情景。

    伴随一生的嗜好

    张恨水爱书、淘书，也不尽是“小说史”的材料，就书而言，他也喜欢诗词韵文。尤其醉心于古典词章。这个嗜好可谓伴随他一生。他在《我的小说过程》中写道，最初，他是热衷于读小说的，也读过金圣叹批的《西厢记》，然而，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忽然掉了一个方向，玩起词章来。词曲一方面，起先我还弄不来，却一味地致力于诗。”那时，他读小说，所欣赏的，往往是其中的诗词。比如《花月痕》，他认为，魏子安诗、词均好，小说却非所长。所以他说：“《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由此，我更进一步读了些传奇，如《桃花扇》《燕子笺》《牡丹亭》《长生殿》之类。我也读了四六体的《燕山外史》和古体文的《唐人说荟》。”

    陆续的，他还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唐诗合解》一类的书。《随园诗话》中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对他影响甚大。当年，张楚萍、郝耕仁、张东野等老朋友，都是他的诗友，据他回忆，在与郝耕仁一起出游时，“我两人彼唱此和，作了不少诗。”后来，他到北京，结识成舍我，也是一首《念奴娇》做了牵线的“红娘”。

    有人指责文人的吟风弄月对“亡国”负有责任，他则针锋相对，写了《吟风弄月罢》一文，其中写道：

    “有人说：中国文学是颓废的，不是振作的，应当洗刷一下。因为这样的文学，和民气大有关系的。这话谁不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中国的文学，是受了压迫，所谓不敢言而怒，文人没有法子去作激昂慷慨文字的，并不是不作。迫不得已，只好把这一腔热血，托之芳草美人，隐隐约约地说出来。一部《诗经》，一部《楚辞》，不大半是如此吗？”

    直到中年以后，张恨水再谈“旧诗”，态度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编《剪愁集》，所作序言便颇多含糊模棱之语。诗集既名以“剪愁”，顾名思义，是要剪除故态也。但又表示，文人积习既难忘，其环境，“亦实有可以愁怨者在也”。而且，“予遭遇坎坷，每多难言之隐，更得机会，辄一触而发，因是淡月纱窗，西风庭院，负手微吟，颇亦成章”。其纠结如此，怕是内心冲突的自然流露吧。

    (《北京晚报》3.15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