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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8年03月20日 星期二

    陈子沛兄弟与《新青年》

    《 文摘报 》( 2018年03月20日   08 版)

        “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1915年,在《甲寅》杂志第八期、第九期上,赫然刊出此广告,其中“本杂志”,指不久后(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

     

        提起《新青年》,人们会立刻想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但对其初期的出资企业群益书社及该社老板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却了解不多。

     

        群益书社与陈独秀

     

        群益书社1901年创办于东京,由留学生陈家瓒(字子美,湖南长沙人)出资。

     

        1907年,陈的堂弟陈子沛、陈子寿在上海建分社,规模不大,但出版的《英汉词典》独占当时市场。

     

        1920年9月,毛泽东等筹建“长沙文化书社”,群益书社予以帮助。

     

        1913年,陈独秀遭通缉,逃到上海,将自撰的《新体英文教科书》交亚东图书馆出版,可亚东“无人能校”,“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群益书社接着又出版了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等书,此时陈独秀与陈氏兄弟已有往来。

     

        陈独秀之所以接受群益书社出资,担纲《青年》杂志,因他有个大计划,即“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

     

        《青年》杂志问世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给群益书社写信,认为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上海”用英文,故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相近,有侵权之嫌。

     

        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改称《新青年》,陈独秀表示同意,但直到同年9月1日,《新青年》才正式面世。

     

        经营不佳差点停刊

     

        群益书社将《新青年》定位为学生杂志,陈独秀也不得不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期望将《青年》办成另一本《甲寅》。

     

        《甲寅》是政论期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曾担纲主笔。该刊虽然只出了10期,却产生巨大影响,《甲寅》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文典后来成了《新青年》的班底。

     

        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明显因袭《甲寅》。如《甲寅》篇首为“政本”,《新青年》开篇也是政论。《甲寅》设“通讯”(相当于编读往来),《新青年》的“通信”栏也达20多页。《甲寅》有“文录”,《新青年》有“文艺”。《甲寅》有“时评”,《新青年》有“大事记”。

     

        《新青年》稿费较高,发行量仅有1千册,广告又拉不上来。

     

        到1917年8月时,群益书社准备停刊。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稿酬,杂志销量猛增,蹿升至1.6万份。

     

        1920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给北大同人去信,就《新青年》征询意见:其一,是否继续办?其二,与群益书社的合同期将满,对新合同有什么要求?

     

        北京这边还没回信,5月7日,陈独秀与陈氏兄弟便发生了争执。在当日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

     

        陈独秀向胡适抱怨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时代的急先锋悄然退场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发布启事,与群益书社撇清关系,群益书社似曾将陈独秀告上法庭。

     

        在独立之前,陈独秀曾去信征求北大同人意见,邀大家参股,但教授们表示只愿将稿件折成股本,不愿投钱。陈独秀回信反驳说:“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胡适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将《新青年》办成时政杂志,大家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是将编辑部移到北京,大家都不谈时政;三是停刊。

     

        陈独秀回信逐一反驳,胡适无可奈何。

     

        1920年,《新青年》第8卷第6号全部被法租界没收,并罚款5000元,勒令不得在上海出版。

     

        1921年1月,陈独秀依附在陈炯明旗下,出任教育委员长,并把《新青年》搬到广州,几个月后,陈独秀还是辞职了。

     

        1922年7月,《新青年》继续出版,但财力不足,只好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月刊为季刊,1924年,又改为月刊,只出了5期,于1926年7月停刊了。

     

        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蔡元培题词道:“《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群益书社倒闭后,陈子沛的后辈陈汉声开了“求益书社”,1945年,又改称群益书社,1952年歇业。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陈子沛、陈子寿后来情况如何,史料失载。

     

        (《中国家庭报》3.5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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