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手撑家

    这100双手与日常所见没有什么不同。

 

    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皮肤细腻的手被苍老的手紧紧握着。有的手骨节粗大，那是一双饱经冷水和清洁液的手。

 

    这些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从业者的一部分。这些手也隐没在城市的千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照料家庭。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展映。

 

    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她们进入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3500万双手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宣传海报上，一双交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褶皱密布，突起的筋络像纠缠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轻的手，被老迈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力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一幕画面。

 

    苍老的手属于一位80岁的老太太，年轻时是电台播音员，她爱美，只许别人叫她“于小姐”。她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也去世好几年了，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轻些的手属于照顾她的胡志玉，50多岁，烫着卷发。她每天都准时出现在“于小姐”家，为她梳头、做饭，陪她说话。

 

    这样的陪伴持续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见面，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研究报告中估算，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家政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家政工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种之一。”梅若告诉记者，“她们行业进入门槛很低，几乎不需要生产资料。双手就是她们的生产资料。来到这个城市时，也许带个包，几件换洗衣服，兜里揣几百块钱就来了。”

 

    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触动梅若的还有很多双手。她说，每一个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2008年，房纪英来北京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老人家里清扫和做饭。

 

    在房纪英的家乡山西临汾，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出去打工的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即使如此，也应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在家干活。房纪英出门，也是“迫不得已”。

 

    她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小穿梭在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药格子间。她长大后，父亲身体不好，她继承了药铺。可好景不长，她40多岁时，上头规定“只有通过执业药师考试的人方能上岗”，她寻思自己年龄已大，“学不进去了”，就关了铺子不做了。

 

    重击接二连三到来。先是丈夫生了重病，接着大女儿得了抑郁症，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求医问药，自己也找了家政工的活儿做。

 

    在老家，一个月工资最多也只有2000多元。当她告诉老家亲戚自己在北京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时，大家不敢相信。

 

    渐渐地，当她回到老家和高中同学聚会时，不再提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工在整个社会里是比较低下的、不被尊重的职业。”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地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紧。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提供给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课。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活动现场，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比较多掌握在中产女性身上，因为她们懂得怎么样去论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困难。但基层的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比较边缘。”

 

    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

 

    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释这个概念，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没有读过范雨素的文章，但是陈恩华的心情和范雨素是一样的。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的一双儿女仍在老家读书。女儿初中升高中，她辞掉了一家做了多年的老雇主，回家陪女儿半年，每天给她做饭，自己在女儿的学校旁盘了一家小卖铺，日子过得也清闲，就是没钱赚。女儿中考结束，她为了家里的生计，还是回北京了。

 

    儿子要高考，她督促让丈夫回家陪儿子，自己一个人做着三份工。丈夫粗心，不管学习。儿子贪玩游戏，最终没考上大学。她心里觉得对不住儿子。

 

    未来

 

    所有展出的照片，梅若都印了两份，一份镶上相框，送到这些大姐手上留作纪念。

 

    苗彩丽已经有20年没在春节回过家了。她把更多的家乡人带到了北京。

 

    2016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八通线最东端的土桥站附近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培训月嫂，也为老乡提供一个落脚之地。一年下来能省出不少租金。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回不到家乡，“农村生活太慢了”。

 

    房纪英盘算着再做几年，到60岁就回家，开个“农家乐”。

 

    何明英在为自己下一份工作发愁。她正打算去自己挂靠的家政公司打听有没有新活。

 

    她觉得这几年自己的运气“越来越背”。上一份工作是在一户有小孩的家庭做钟点工，对方说“要回家过年”，没让她再来。但在何明英看来，“这是借口”。那几天感冒了，对方怕她传染给孩子。她清楚自己被辞退了。

 

    眼下，她只想自己攒一笔钱，开个面食店，做点馒头、包子，又担心“北京的租金太贵”，也焦虑“不知道这双手还能不能揉得动面”。

 

    梅若计划拍摄更多的手，让这些照片带去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见。“看见她们在疏离的城市里孤独苦闷、互相取暖的强烈渴望，也看见她们在争取体面劳动、摆脱性别困境、反抗生计压力的奋力挣扎，而这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历史缩影。”

 

    (《中国青年报》2.28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