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一意孤行者

    拍第一部电影《盲井》前，李杨手上有300多万元存款，在那时的北京够买10套房。拍完第三部电影《盲·道》后，这位导演成了穷光蛋，银行卡上所剩无几。

    在中国电影圈，生于1959年的李杨一直挺另类。有人将他归于中国第六代导演。但他表示，“我特别怕群体，我也不混圈子”。

    许多投资人想找李杨拍穿越、搞笑的片子。他往往看了3页剧本，就拒了，他不想当“观众的痒痒挠”。

    李杨的片子专注于现实题材，没有宏大场面和华丽特效。镜头始终聚焦那些灰色地带的边缘人群：从井下挖煤的矿工，到逃不出大山的被拐妇女，再到新片中被犯罪团伙牢牢控制的乞讨儿童。

    他的电影透着某种不变的压抑，并不讨市场喜欢。因为请不动好的男演员，20多年没演过戏的李杨，只好自己担纲男主角。他一个人当5个人用，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甚至剪辑。因为没钱，一个镜头拍两三次必须过，李杨甚至还押上房产。他说自己是个“一意孤行的人”，“做事不考虑后果，想做就去做了”。

    泡在朝阳图书馆成堆的文艺杂志中时，李杨读到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欣喜若狂。他把这个讲述煤矿杀人诈骗案的故事放进抽屉，晾了两天后拿出来，觉得“就是它了”。

    就着几碟花生米、拍黄瓜和豆腐丝儿，刘庆邦向李杨坦陈忧虑。他曾托朋友将小说塞到几位大导演手中，没人对这个题材感兴趣。谁都认可这是部好小说，可谁都知道拍成电影肯定不挣钱：写的是底层矿工，里面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不能植入广告。

    李杨不考虑这些。他从包里掏出合同和几叠现金，当即签下《神木》。

    从河北、山西、宁夏辗转到陕西，李杨下了20多个幽深的煤矿，在窑洞或地窝子中，和矿工们一起生活。“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一个矿工嘴里蹦出的话击中了李杨，“不是可拍可不拍，而是我有义务拍出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李杨说，没指望通过电影传递什么，只是讲一个故事。如果有人因为这个故事，关注这些群体所呈现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胜利。

    因此，李杨用“盲”给自己的系列电影命名。网上有大量盗版片源，他都没去追究。

    自从看过有关少年砍手党的报道后，李杨对流浪儿童群体念念不忘。早在十多年前，在采访一些少年犯后，他写了一个剧本《盲流》，但没通过审核。母亲中风后，他默默地抵押了房子，“想做的事现在一定要做”。媒体人郭宇宽回忆，李杨当时的语气挺轻松：“宇宽，你最近手头有钱么？或者认识哪个土豪能投资一点？”

    郭宇宽怼回去：“我不认识土豪，我认识的都是很理性的企业家，人家的钱又不是偷来的”。挂了电话，郭宇宽放不下，想着李杨是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人”，他自己凑了20多万元转给李杨。最终，靠吃百家饭，片子总算弄出来了。上映前，李杨“心烦意乱，十分焦虑”，其间他写出一本自述，书名叫“一意孤行”。他原本想起名“随意而为”，大学同学白岩松私底下不太认可，“李杨的价值与一定会有的痛苦，都恰恰来自他的不随意”。在书的前几页，白岩松写道，李杨或许真是个“一意孤行”者，但他不会独行，路还长，“可能一意孤行者，只是提前出发的人吧”。

    （《中国青年报》2.7 郭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