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初,我从一所高校调到省报做副刊编辑。岁末,我给张中行先生写了一封约稿函,想请先生拨冗惠赐大作。先生那时在文坛刮起“老旋风”,名高望众,素有“行公”美誉。他的文字成为众多报刊文学编辑追逐的目标。俗语有云,客大欺店,又云,小庙供不了大菩萨,先生的文章多发在《读书》《随笔》《光明日报》一类的大报名刊,而我供职的只是一家省级报纸,先生能青眼惠顾吗?
没成想,1999年元旦甫过,新春的燕子便衔来行公的尺素。我小心地展开信纸,九十岁老人的字迹依然遒劲有力:
江滨先生:寄下样报及手教拜收。承约稿,至谢。此前读评介拙文大作,奖掖太过,实不敢当。不才年事已高,而冗务不少,写文不多,如有,当呈上请正。匆匆,颂编安。张中行拜复99年元旦。
虽然没有得到先生的稿子,但这种平等待人的谦谦君子风范,就足以让我侪小辈感动不已。
先生信中所言“评介拙文大作”,是指我的《知性的美文》一文。那时我受散文家韩小蕙大姐之约,为她主编的《张中行精品欣赏》一书撰稿,鉴赏文撰稿人有季羡林、周汝昌、阎纲、牛汉等人,皆是学界名家,我忝列其中。分给我的篇目是行公《我与读书》欣赏,此文我早已熟读过,写起来得心应手,按时交卷。尽管绠短汲深,不免浅尝辄止,但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仅过了十几天,行公的稿子来了——《题砚诗》,手写稿,端端正正,整洁清楚。最引人注目的是稿纸上端空白处写着:“请勿改动”。我一看到这几个字,非但没有不快,反而会心一笑。我看过行公写的一篇文章,谈某名家法书,编辑以为“法书”乃“书法”的误植,便朱笔一挥,擅自改了过来。岂不知“法书”是指“有高度艺术性的可以作为书法典范的字”。编辑自以为是,不仅损害了行公的文质,而且也给人留下笑柄。或许有人以为,谁能保证文稿中不出现一次笔误?我亲自为行公做编辑,才真正感到什么叫一丝不苟,什么叫滴水不漏,什么叫规行矩步,什么叫不刊之论!
搞了一辈子汉字的行公视舛误为寇仇!为了避免校对舛误,我在清样上对照原稿逐字逐句予以校雠。此时我才理解“校雠”的含义。文章发表后,我给行公寄去样报,踧踖不安地附信请他审视有无错字。
三月的一天,我收到行公来信,并附长文《各打五十板》。
江滨先生:外出月余,返京始复大札,至歉。刊拙作无一错字,足见关照之诚。阅赠报,知众愤胡万林事。此前曾写一文,兼愤受骗者之无知,怜而变为动肝火,未发,寄上请审,如有挂碍,掷还可也。匆匆,颂编安。张中行拜 99、3、24。
一个“无一错字”,又一篇稿件的惠赐,我觉得这是行公对我做编辑的最高奖赏。此后,行公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一篇新稿寄来,且都有“未发”字样,老人对我的信任及行事的自律由此可见。
人人慨叹编辑为人作嫁苦,殊不知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做优秀作品第一读者的幸福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如今,有几人有资格在自己文稿上端写上“请勿改动”呢?
(《文汇报》2.14 刘江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