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马斯克之问”

    马斯克创办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成功发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的消息，一日之间便刷爆了朋友圈。

    观察中国舆论场上的不少讨论，都在明示或潜藏着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马斯克”，或是“中国什么时候才有马斯克”。其实类似问题早已不鲜见，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到“马斯克之问”，这些问题的核心指向，大概也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技不再有“四大发明”级别突破的焦虑。

    平心而论，航空航天本身是个有相当门槛的领域，一般知识水准的网民很难从专业角度理解其突破在哪、难度大小、意义如何，大致只能出于生活经验去“感受”其震撼。在不少讨论中，围观者迅速标记了其私企的属性，并由此更增加了一重震撼：一家私人企业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突破？

    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大概也是来源于生活体验，他们认为私企并不堪承载诸如星辰大海之类的宏大命题，在一些民族叙事较为强烈的领域，这些重大突破的主体，只能是国别而非企业或个人。  

    然而，且不说Space X的最新成果，就从科技史来说，这种印象未必符合历史常识。以“四大发明”为例，大概没有哪例是倾举国之力钻研出来的，恰是个人有意甚至不经意“鼓捣”出来的。及至现代，这种个体对重大创新的推动依然堪称主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定义为“企业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早已写入了我国的诸多文件。对于一个私企来说，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放置于今天的时代语境下，也本不该是多么令人惊诧之事。有希望解答各种“✕✕✕之问”的，大概率就是一个个可以指名道姓的某某某。

    当然，由国家推动的重大科研与由企业或个人求得的科技突破，也并不矛盾，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就像“猎鹰重型”火箭，它的推力并不如美国登月时的“火星5号”火箭。其可贵之处，恰是把这种不计成本的突破改变成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大大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这也是国家科研与企业创新良性互动的一例。

    其实，“马斯克”出不出现，或是别的这谁那谁出现，出现在这个那个领域，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事件。但一些具有共性、堪称世界通例的土壤，却是可以营造的，比如是否有更多开放的领域让参与成为可能，财税体制的改革是否能激励起积极性等。换言之，当我们紧盯着器物层面的创新，恐怕火箭出发的起点，恰又是从制度层面的创新开始的。

    当我们今天为马斯克欢呼，对一个企业表示钦佩之余，也不妨回溯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并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实际上所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使他将资本投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段话值得回味，尊重个体的力量，肯定企业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今天，依然有反复阐释的意义。

    （光明网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