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一段美术史

    1940年8月20日，赴重庆南山写生的吴作人亲眼目睹200多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市区。彼时的山城已沦为一片火海。他头顶着随时可能坠落的炸弹，迅速用线条勾勒出当时的惨状，后又用红、黄色调的颜料上色，完成这幅直接描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重庆大轰炸》，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引发强烈反响。

    “重庆的抗战美术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艺术史。”从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研究抗战大后方美术史的凌承纬表示，第一次接触这些资料时，内心澎湃之情难以言表，“抗战期间天天都有美术家的活动，他们以画笔做刀枪，反映民族心声，给侵略者迎头痛击。”

    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属当时国民政府政治、文化中心，90%以上的画家齐聚重庆，国立艺专、武昌艺专等国内高校也西迁重庆。一方面是因大后方可继续作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争的惨烈、人民奋勇的抵抗客观提供了素材，便于画家们发挥专业优势支援抗战，记录历史。因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这一时期具有统领全国美术的意义，也推动并实现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现实主义思想流派的形成发展。

    1937年11月，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艺术系由南京迁到重庆。在当时江北大石坝家里，他根据重庆汉子江边挑水的场景，以高度洗练手法，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3个段落，创作出真实记录民众生存景象的艺术珍品，即后来被誉为其最具人民性和抗争精神的代表作——《巴人汲水图》。

    同样亲历重庆大轰炸的“虎痴”张善孖，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创作《猛虎扑日图》，又名《怒吼吧！中国》，以右上角28只猛虎齐向左下角西落的太阳扑去的气势，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决心。

    当时，还有些画家走上“艺术外交”之路，用画作在国际上寻求援助。

    1940年12月23日，重庆李子坝嘉陵江畔一家宾馆里，中国画《百鸽图》赠送仪式举行。次年1月，《百鸽图》被运送到美国白宫，备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喜爱，以艺术方式推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团结。

    《百鸽图》作者是张书旂，1937年10月底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40年5月以后，日军开始对重庆轮番无差别轰炸，张书旂目睹日军的凶残和残垣断壁中抗争的人民，想到中国目前特别需要国际支援。由此，他想到以鸽子为对象，创作一幅呼吁世界和平的国画，赠予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

    为支援抗战，重庆美术界还开辟美术家义卖支援抗战先河。张大千、张善孖等许多画家都举行了义卖。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6年6月，在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和义卖约320次。

    尽管这段美术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

    “在美国求学待归之时，导师李铸晋教授告诉我，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界异常活跃，他建议我回国后可着手研究。”凌承纬说，自1988年回国后，他便开始研究重庆的抗战美术史，“至今，我从事这一研究已整30年。”尽管研究起步较早，但他一直以来都是孤军奋战，直到2005年5月，西南大学即将成立，学校报请重庆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将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列为研究所首项工作任务，才有了研究团队，开始培养年轻人。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凌承纬仍坚持在研究岗位。他说，“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之前，我这个‘扛旗手’还不能放手。”

    （《工人日报》2.5 李国 郑荣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