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之重

    碾米厂在村庄里是个考验人耐力的存在：柴油机剧烈抖动发出的轰鸣声，仿佛濒临散架的极限；皮带接头与轮子哗哒哗哒的摩擦声，似乎即刻要爆裂；粉尘升腾弥漫，像原地打转的沙尘暴将一切裹挟。

    按理说家务事在以往的农村归妇女承担，但碾米除外。主要是碾米师傅要照管机器，上料由各家自行负责，干这活个子要高，力气要足。机斗口距地面大约一人高，一担稻谷碾三遍就变成了三担，分装在藤箩里，一一托举上去。

    那年，村里的公共碾米厂停用，村民们只好到外村去碾米。母亲见它被废弃的命运已定，说服父亲将蓬头垢面的机器买了回来。经过父亲的一番修理，这台碾米机被安装在我家西偏房里，又恢复了机声烈烈。从此村人随时来碾米磨粉。

    自从碾米变成了私家服务，上料的活就落在了母亲身上。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多，偶尔回来，在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机声大作，我像被装在桶内猛烈敲打晃动。有时忍不住下楼打开偏屋的门，看见关机后的父亲一身皑皑站在后门呼吸新鲜空气。蒙尘的母亲还在弥漫的粉尘中挥舞扫把。很久以后才能听见她用围裙大力抽打自己的劈啪声。

    后来，碾米厂多起来，竞争激烈。家里又买了台小的机子安装在手拉车上到处推着上门给人碾米。

    母亲身材极其矮小，一般尺寸的灶头使用起来都嫌吃力，她担任的举重任务与她的体格明显不相匹配。一藤箩装满的份量在四五十斤，最主要的是要连续不断、快速地举，这对不是务农出身的母亲是个磨难。安装在手拉车上的机子高度比家里的更高，她只能拼了命举上去，像在殊死博斗——对她而言每一次都是极限。

    母亲平时极克己，通常只吃些泡饭就着隔天的剩菜。体力消耗实在太大，有一阵子，她在碾米回来的路上对父亲念叨吃些什么。暂时卸下重负的母亲说起了笑话：真想吃一顿黄鱼肉淘酒啊，一大锅——那时候肉比黄鱼贵。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举不动了，途中不得不先提至一只膝盖上喘口气再往上托。吃了也许就有力气，不被压垮。

    那时候碾米的价格是100斤2元钱，照此算来，碾上3000来斤60元收入，给各家抹去零头，也就50多元，再扣去成本，剩下30多元，就只有一碗黄鱼肉淘酒的价值。我算了另外一笔账，3000来斤过三遍，母亲每天练举重近两百遍，总共举起近万斤。如果生意好，这个重量还会往上加。

    这远不是一顿黄鱼肉淘酒能提供的，然而母亲一直吃得清汤寡水。不但父亲惊讶她像只小蚂蚁，却举得起这么重的份量，连母亲自己都觉得多年坚持下来没有倒下是个奇迹。但她身上并未因此显得结实强壮，使我觉得她是凭内力来举起的而不是真正具备相应的肌肉力量。

    家里的经济大权掌握在母亲手中，真要吃，她可以自行决定。但她就是对自己的心愿下不了手，以我对母亲的了解，她所想要的外力支持，其实仅仅是口头支持。这一点，父亲更了解。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读书。直到上大学，家里从来没短过我们的学杂费、生活费。贫寒之家的经济掌权者也就只剩下重负了。

    那道晚风里不存在的黄鱼肉淘酒香味，画饼充饥一样刺激着母亲的味蕾，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成了一向克己的她无法抹去的遗憾——后来她吃到的每一顿都无法替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1.27 赖赛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