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舆论场比较热闹。先是接连发生的“拦高铁”事件，引发整个舆论场对于规则的讨论；后在成都，一条狗的死亡，招致巨量围观。而事件中，都有一个涉及当事人的标签被提炼出来：教师（后者当事人实际上已被辟谣非教师）。同样也是在这两天，上海一位2年前殴打医生的女教师，要参评高级职称的消息，再次在网上引发争吵。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职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教师，所受到的社会道德期待之于一般职业相对更高。但是，将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并且指向对整个群体的定论，其实有失公允。
在事件的围观和传播中，过于突出当事人的职业，甚至由此发出感叹：教师到底怎么了？显然容易造成一种误伤。这些年在舆论场中相对承受更多污名化的职业，教师、警察（城管）、医生，他们背后所对应的教育、法治、医疗问题，也恰恰契合了当前社会和时代主要的焦虑抑或是困惑。一方面，这类职业在公共事件的传播中更易被提炼出标签，或确实是因为当事人在相关事件中的职业表现，与人们的普遍期待形成了落差；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是在“恨屋及乌”的公共情绪驱动下，社会的某些权利焦虑，在突发性事件中被放大，从而转嫁到具体的当事人并由此上升到对整个职业的负面联想。而这种污名化形成路径的根除，就不能仅仅依赖于舆论的自省。
（光明网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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