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时代的序曲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毛主席指示——片言只语，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

　　邓小平的职务是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在这次会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有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他特别举了知识分子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谈就将陷入自我矛盾僵局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作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6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17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从1966年开始对刘少奇的全面批判，直到这“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17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14条，高等学校60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根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是不能动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刘西尧等人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2．澄清“只言片语”：对迟群笔记本的披露

　　他们的东张西望不但可以理解，应该说，可看可望的还真不少。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文章讲到：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佑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60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当时，读者一下子就从文章中嗅出“指示”不同于寻常文件的用语，也没有“选集”中那种文章的气势。最后才知道，这个被“四人帮”封锁了6年之久的毛泽东的指示的记录，是在迟群的笔记本里找到的。有了这篇指示，教育部大批判组才如此理直气壮，知识分子才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但人们再往下追：要是“四人帮”把毛泽东这个指示封锁得更严密一些，使得后人永远不能知道，又怎么样呢？了解内情的人更进一步议论：如果迟群把笔记本毁掉了，又怎么样呢？难道中国知识分子就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两个估计”的包袱吗？当时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还很多，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不少，如果都要从毛泽东的言论里面找根据，那么找不到怎么办？找到的根据相反又怎么办？人们在思考：拨乱反正的根据应该是什么？分清是非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连载二）

　　（《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