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瞿秋白的师生情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过“五四”春潮的荡涤，到处漂浮着浪漫的幻想。一个17岁的女学生，放着那个时代人人艳羡的高中文凭不拿，硬随着另一个稍大一点儿的女孩到陌生的都市闯世界，这个女孩就是丁玲，大一点儿的女孩是她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王剑虹。

    1922年年初，她们来到上海，后来去了南京。这年秋天，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来南京开会，其中一位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很快以渊博的学识、传奇的经历、俊逸的气质与卓越的口才，打动了这两个迷惘中的女孩。在瞿秋白的劝说下，丁玲与王剑虹在中共主导的上海大学就读。

    上海大学对丁玲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社会学系的主任瞿秋白。他原本不给丁、王二位授课，但因为是他把她俩引导回上海的，似乎应该继续关心一下。更有可能的是，这两位气质非凡、卓尔不群的女生也吸引了这位年轻的教授，使他产生了超乎其职责范围之外的热情。课余时间，他来到她们这里给她俩讲俄罗斯文学，教她们学俄语，渐渐地，大家成了知心知意的好朋友。他们三位都经历过不幸的早年，丁玲很早就失去了父亲，瞿秋白、王剑虹则都在未成年时便失去了母亲，同病相怜，几个人的心贴得很近。

    他们的共同爱好与共同话语便是文学。学习俄语，主要目的也是为体味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诗歌的美妙。瞿秋白不仅使她俩初步掌握了俄语，也将其领进了文学之门。他确认只有文学才是这两位女孩的真正出路，尤其对丁玲身上体现出的突出才华给以充分肯定，认定她“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显然，这给了寻路中的丁玲极大鞭策与鼓励。

    然而，当王剑虹变为瞿秋白的爱人时，丁玲便毅然离开了上海，打算接下来去北京求学。意想不到的是，她刚离开他们仅仅一个月后，王剑虹便香消玉殒，丁玲如泉的泪水洒在这位挚友的棺木上，从此在她不幸的人生中又添了一层厚厚的感伤。对于瞿秋白，她充满孩子气地怨愤：“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都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

    应该说，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是丁玲文学创作生发的酵母。王剑虹在丁玲眼里是“世上最好的人”。当瞿秋白和王剑虹彼此产生了灼热的感情之后，是丁玲阻止了剑虹回四川老家，将他俩撮合在一起。王剑虹的遽然去世在丁玲心理上形成了一块郁结，怀念王剑虹及咀嚼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悲剧，极大地丰富了丁玲的内心体验。她最初塑造的“梦珂”“莎菲”都带有王剑虹的影子，不过她开始投入创作时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瞿王爱情，只是到了1929年冬，王剑虹去世五年多之后，丁玲才终于打开她内心珍藏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记忆，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以《韦护》之名展示出来。这说明经过几年的沉淀，她理解了瞿秋白，也原谅了他在王剑虹尸骨未寒之际南下广州的行动。现在，她终于知道了老师是以“菩萨行”的心态践行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像韦陀菩萨一样是为天下不平而生存的。

    王剑虹过世之后，瞿秋白陷于极大的内疚之中。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断断续续给丁玲写了十几封信，向丁玲诉说内心的隐痛与苦闷。此时此刻，丁玲成了他与剑虹爱情的唯一见证者，在这件事上也许是世间最合适的一个倾听者。这十几封“谜一样的信”含糊、凄迷、感伤，在表达歉疚的同时，应该也触及了他一直不能忘怀的革命与文学之间的两难。尽管当时丁玲不很懂这些信，但通过此事，瞿秋白疏通了自己的内在郁结，以后能以全新的姿态走向新的爱情与新的工作了。

    显而易见，丁玲也是为数极少真正理解瞿秋白的人之一。如果说1924年那个凄迷的秋天，她尚不能完全理解瞿秋白内心的隐痛与无奈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咀嚼，丁玲逐渐体悟到瞿秋白的身不由己与舍己之举。随后，在自身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之后，她越来越深切地理解了瞿秋白的苦恼与困惑。1937年，当她面对那份议论纷纭的“我的自白”时，她马上认定这是瞿秋白的真迹，并坚定地认为这份材料丝毫无损于瞿秋白的伟大。这位也曾身陷囹圄、饱受磨难的革命者，特别能理解瞿秋白狱中的心境，她不也曾在狱中绝望过吗？不也曾长时间面对革命与文学的两难吗？

    临近耄耋之年，历尽劫波的丁玲回到北京。对于在“文革”中被挫骨扬灰、备受诬陷，其时仍未完全平反的瞿秋白，丁玲再也不能平静。她挥毫写出《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一文。这篇至情散文，是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师生情谊的历史回声，也是她对瞿秋白郑重的祭奠。当年那个任性、纯真的女孩子现在已届垂暮之年，但却依然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她不仅以一生的追求与坚守，而且最终以为他们的情谊树立文字纪念碑的方式，对这位给予她重大影响的老师以庄严的回馈。

    （《博览群书》2017年第11期 刘骥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