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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不然回来吧”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
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
“居然敢骂我”
王锐五个月里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眼高手低”“没担当”。
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工资只有六七千元，还没上份高，可头衔是“营销总监”，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这让他很受用。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王锐觉得云里雾里，“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第二天就骂我？”
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
不少雇主同样头疼。相熟的企业家和李家华抱怨，批评了新员工几句，人家当场摔门走了，“再也没出现过。”
“别急着回来了”
王笙刚来北京时，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线电影的渠道实习生，很快拿到offer。可临近毕业，她却去了从小就觉得“很酷”的媒体。可很快发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电影宣发的工作。这一次，她又觉得自己成了“文创流水线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务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点压缩成七八十字，编出几条换汤不换药的微博，再合成几张海报，发给大V，请他们转发。
“有些工作压根没意思，就是拿时间换钱。”王笙反思说，“如果一份工作总是只出不进，学不到新东西，那是对人的消耗。时间久了，人就废了。”
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
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待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
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家华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2017.12.20 程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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