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总管”梁金生

    退休前，梁金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他主持完成了故宫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文物清理，180多万件文物，精确到个位。故宫人叫他“大内总管”。

    “我们一家五代人都在故宫工作，要论工作时长，除了皇帝，没有比我们更久的了。”10月，在浙江卫视一档节目里，他一句话逗乐了台下的观众。到了岁末12月，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播出，年轻人看了他家的故事，在微博上刷屏：“看哭了！”

    38年“翻旧账”

    从故宫东华门往里走，穿过三座门，就到了紫禁城原来的会典馆，这就是梁金生的办公室。梁金生的工作并不像电视上展现得那么“波澜起伏”。更多时候，他拿着一柄碗口大的放大镜，趴在办公桌上“翻旧账”。

    从办公室出门往西走，不远处就是文渊阁。梁金生的爷爷梁廷炜当年在文渊阁保管《四库全书》。再往前推，他的曾祖父和高祖父都是清宫如意馆的画师。他父亲梁匡忠，则在17岁时就进入故宫，干了一辈子文物保管，2002年退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梁廷炜和梁匡忠参与护送故宫文物南迁躲避战乱。1949年，梁廷炜又运送部分文物去了台湾，梁匡忠留在南京。“原以为跟以往每次迁移一样”，不想，家人分隔两岸。点查和征集文物，像等待家人团聚一样，成了父亲梁匡忠和梁金生最重要的工作。

    1993年，梁金生在台北故宫，隔着玻璃柜，第一次看见了那些被爷爷护送的文物。镇馆之宝翠玉白菜，编号是“岁四零八之一”。当年，把溥仪赶出皇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千字文》顺序给故宫文物编号。他按照账本查找：“岁”字号的文物，来自永和宫、同顺斋、总务处、坤宁宫和冬暖阁。

    “一件件核查，挺难的，但是钻进去，就像跟不同时期的历史对话。”从2003年到2010年，梁金生主持了故宫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铆足了劲儿“想给故宫做一本清清爽爽的文物账”。

    2010年，历时7年的文物清理结束，他写了10万多字的验收报告。“清理解决了一部分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部分没解决。”总结会上，院里给他颁发了首个特殊贡献奖，可他不甘心。六十多岁的他没忍住，做报告时哭了一场。

    “故宫的墙，厚”

    在事业的选择上，梁金生绝对算不上“随遇而安”。

    那个年代，爷爷梁廷炜去台湾的经历，被认定为“盗窃国家文物罪”，梁家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招工，不要我；招生，不要我；基干民兵，也不要我。”1968年，梁金生在内蒙古插队，五个人申请入党，只有他识字，申请书都是他代写的，最后只有他没入党，理由是“海外关系不好调查”。

    当大批知青开始返城时，大家都在讨论，只要回北京，淘大粪、扫大街都行，唯独他始终不吱声。那时，同为北京知青的苏剑和他结婚不久，他给不满一岁的儿子取了“骏马”的骏字，打算扎根在草原。牧场的场长信任梁金生，帮他办下了回城指标。“为了孩子，也得回北京。”场长劝他。

    梁金生想，“要回北京，就一定要回故宫。故宫最了解我们家，我到社会上，人家说他们家海外有人，但是故宫不会。它最知道文物南迁是怎么回事。”

    1979年，31岁的梁金生因为年龄超标，考进了故宫唯一招收30岁以上员工的工程队。在工程队，他和泥、搬砖，当壮工。干了5年泥瓦匠，他调到了保管部。保管部是梁金生的爷爷和父亲都曾供职过的地方，主要管理库房和账目。

    退休返聘后，每个月给980块钱。外面有人高薪挖梁金生：“就给九百多你也干啊？！”他笑呵呵拒绝：“故宫的墙，厚。”

    “倚老卖老”

    2005年，在梁金生的提议下，故宫通过了《关于文物保管的规章制度》。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文物的休眠制度，写了进去。按照制度要求，凡是从库房里拿出来的一级品文物，展出结束后必须休眠3年，3年内不得再出库。“画卷打开，再卷上，连续见光，”梁金生皱着眉头，抖抖双手，“它承受不了。”

    在账本里埋头久了，对领导他也会“唱反调”。有一年，某部委到故宫来，要给可移动文物定价，“国家应该掌握一个博物馆藏品的价值”。

    “我说定不了，定了没意义。”他给领导举例子，“齐白石一个扇子，1952年买的，花了15块钱，写上15块，能代表什么呢？文物是无价的。”

    会议开了两天，梁金生犟了两天，最后没办。“调查文物的伤况，可以对决策者起到参考作用的工作，应该做。上面为了完成任务要做的工作，不能做。”他心里有条原则，为了这个，他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

    （《新京报》12.20 李兴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