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遗忘的饶家驹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位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联合多方力量，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此后3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约30万平民的生命安全。它是拉贝在南京的学习母版，遗憾的是，饶家驹没有拉贝幸运，他和他的安全区，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5年，从历史学者苏智良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组建了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渴望挖掘更多的一手资料。 

    故乡：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小城，也是饶家驹的故乡。巴松比埃尔广场3号，现在门牌号改为1号。1878年3月15日，饶家驹在这里出生。 

    这是一幢4层楼的老房子。走廊逼仄，房间狭小。每间房只容得下一张床和简单的淋浴设施。

    饶家驹的父亲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一家一直随军迁移。整所公寓，当时是军官家属们一起居住。饶家驹出生后，家庭成员不断增加，空间紧张，他们为此搬过几次家。仅桑特期间，饶家驹就有3个住址，一处现在是民居，另一处只知道基本方位，已经查不到具体地址。 

    饶家驹的整个家族都没有留下后人，所以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如今，一切的起源、出生的小楼，几度更换主人，再也没有人记得他。 

    寻访团又来到塞佛尔图书馆。这里馆藏有当时派往各地的神父们与教会的报告资料。其中，一份1937年的内部期刊上，载有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报道。它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躺了80年。此前，从未有人翻阅过它，从未有人觉得它重要。

    档案中，饶家驹详细汇报了1937年11月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始末，涉及难民区的各方面工作，甚至还有饶家驹自己拍摄的两张关于难民区的照片。另一个意外收获是，档案里提到一句，饶家驹从中国回到法国之后，居住在巴黎格勒耐尔街42号的公寓里。 

    公寓目前仍在使用，管理者德维尔对这幢房子的历史如数家珍，然而当问到饶家驹这个人，德维尔摇摇头，他也一无所知。 

    墓地：远在郊外，简朴难找

    柏林，是饶家驹的安息地。

    1945年，从中国回到家乡的饶家驹并没有放下人道主义救助的事业。受联合国难民署委派，他担任巡视员，依然奔走在欧洲各国间，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到过波兰，之后又赶往战败后的德国。 

    饶家驹长期营养不良、过度操劳，最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差。在柏林时，他因为过于虚弱摔了一跤，此后被发现得了白血病。1946年9月9日，饶家驹已经病危，躺在床上，想要一杯香槟，边上的人用汤勺喂了他几口。此时，他已经非常虚弱。10日，饶家驹开始昏迷，于16时40分去世。 

    最初，饶家驹被安葬在弗瑙的法国国家公墓。1951年，法国国家公墓改建搬迁，墓地中安葬者的遗骨大多被迁回法国，而饶家驹的家族已经没有后人，他的墓地留在了柏林。 

    那天天气尚好，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里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只有成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群。本以为找到饶家驹的墓碑大概需要一番时间。巧的是，来了一位戴着小红帽的老太太，她上前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寻访团成员回答：“我们在找饶家驹的墓碑。您听说过饶家驹吗？”老太太立即点头：“我知道这个人！我听我丈夫提起过，走，我带你们去他的墓地。” 

    尽管老太太已经不知道丈夫为何记得，说不出更多内容，但是她记得墓地的位置，拐两个弯，就在公墓的法国墓区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13年，中、德、法三国人士为饶家驹建的纪念碑，几年过去，下面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石碑上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题写的“仁者爱人”字迹依然清晰。饶家驹就在此静静地长眠，在一排排法国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座。 

    随团的德语翻译，是一名40多岁的中国人，他说：“我以前只知道拉贝，这次你们给了我墓地地址，我就去网上查了，才发现饶家驹原来这样了不起，我们知道得太少。拉贝和辛德勒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人士。但从研究的角度说，饶家驹是先驱，他给了拉贝很多启发，拉贝也向饶家驹写信请教。” 

    （《解放日报》12.18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