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衙门”里

    北京的帽儿胡同45号院现如今已经衰败了。我指的是人气儿，即这个院里曾有过的历史和人文内涵。

    先说它的历史吧，老北京人都叫它“北衙门”，因为从明代起，这里就是北镇抚司所在地。北镇抚司是干什么的？就是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它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犯人，不必经过司法机构。由于直接向皇帝负责，因此地方官员见到北镇抚司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并称之为“上差”或“钦差”。到了清朝，北镇抚司仍然延续了它的功能。不过此时的名称变了，叫做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衙门，也就是负责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的机构，有点像现在的北京卫戍区。长官俗称九门提督。

    清史专家朱家溍先生早年间就住在帽儿胡同，曾对“北衙门”有过非常准确的描述：“我记得幼年住在帽儿胡同的时候，常常经过这个衙门。大门三楹、筒瓦、脊兽、硬山式。左右坎墙隔扇窗，中间朱漆大门两扇。门前有上马石，门内正中影壁、大堂、左右厢房，人们从衙门外面就只能看到这些。后面还有几进正房、厢房。衙门左侧为演武厅，大门三楹举架高大，门左右有八字墙，门前有石狮一对。从门外可以看到门内是个大操场，坐北朝南一座高台，台上五楹两卷的敞厅，两旁有群房。”

    北京解放后，公安部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北衙门”，最初是想在这里组建一个公安系统的文工团。1956年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没有地方，于是孙维世找了周恩来总理，硬是从公安部长罗瑞卿手里将这块地要了过来。从1956年建院到2001年组建国家话剧院，直至以后陆续搬出，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大院出了一大批文化名人，我最熟悉的是孙维世、舒强、蓝光、姚向黎、李丁、郑振瑶、张平、陈强、石维坚、于蓝、雷恪生等等。到了我们这一辈，又出了陈佩斯、黄宁、耿小震、管虎、黄小磊。

    我从部队转业回来，没有房子，就住在母亲家里，这里也成了我的婚房。我们当年住的“衙门”，是一层一层的院落，房屋都建在高台阶上，有些是带回廊的中式大厅，很高很大，所以都习惯地称之为“大庙”。几条青石板路将全院贯通，院里还有假山，假山上有几块太湖石，院落之间有月亮门、宝瓶门，古色古香。我家就住在一个“大殿”内，四周有四根合抱粗的柱子，房梁也全是木结构，地下铺的是大块的方砖。一到冬天我姥姥就抱怨，生多大的炉子屋里都不暖和。

    最不方便的还是这里没有上下水，使用的是院中的公用自来水管，中午洗菜要排队，冬天夜里经常上冻，早晨要用热水化开笼头。各家的煤球炉子都安放在走廊或过道里，厕所自然也是公共的了，在大院的最北头，全是蹲坑，还没挡板，聊天很方便。在墙上的值日表上，那些著名演员的名字都在上面。这里也是我和他们经常见面的地方。

    “文革”后期，朱家溍所说的那个“大操场”还在，我们小字辈经常在那踢球。操场北面的殿宇式结构的古建筑，我们称之为“大殿”，包括两侧的配殿都还在，是剧院存放道具的地方，我们经常爬进去偷些道具玩耍。后来这里先盖起四栋五层的单元楼，原住在“大庙”里的人陆续搬了进去，那时还觉得挺美，因为有了私家的厨房和厕所，方便多了。那片“大庙”和“大殿”也随之被拆，只剩下一对石狮子。在拆毁的地面上，盖了个办公楼，计划再盖剧场。不知何故拖了下来，一拖就是几十年，至今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空地。

    后来国家话剧院搬到新址，这里完全空了下来，成了临时停车场。那一对石狮子开始就丢弃在办公楼的后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后，现不知去向。大概有人忽然想起了它的价值，将它移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陆续走了，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房子有的卖了，有的出租了，一批批新人住了进来，过去的那种文脉也随之断了，成了新型的“大杂院”。

    （《北京青年报》11.23 王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