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的“中国往事”

    1927年6月，在汉口经商的“荣记商行”经理李斌甫回到老家河南镇平，这次省亲他带来了一辆“洋车”，“当时正处三夏大忙季节，在大田里和麦场里干活的农民，不约而同的丢下干活家什疾走或飞奔路旁观看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的稀奇物。当他进村后，老相识有的抚摸骑车，有的争相问询：这叫个啥？一天能跑多少路？从哪里买的……”人们纷纷夸奖洋车比马好。后来编成顺口溜：这洋马，真是好，不吃草，不喂料，不屙屎，不撒尿。

    随着道路状况的改善及自行车的不断改进，“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以致《申报》发表社论，大胆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但是自行车在中国的价格居高不下，据学者闵杰考察，无论南方的上海还是北方的天津，车价始终在80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所以自行车只能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流行，只能是时尚宠儿们的身份标签。

    美国学者Emily Hahn所著《宋美龄传》中写道：在宋蔼龄十岁生日那天，他（宋耀如）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对蔼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

    在晚清著名“狭邪小说”《九尾龟》中，就讲述了“家赀万贯”潘侯爷“最爱的是能坐（骑）自行车的女人”，名妓沈二宝投其所好，巧设机关骑着自行车勾引潘侯爷，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很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还有几个人拍手喝采的……”

    可见，当时妓女多为缠足之人，但是并不妨碍她们骑自行车，并且就人们对妓女骑车的反应来看，先是诧异再是欣赏。

    如果说自行车价格的高昂限定了自行车只能在一些特定人群中流行，那么自行车车行的营销手段让自行车开始普及。

    像邮政局、电报局等这样的自行车需求大户，每年都要购置大量车辆。而这些单位往往都是采取开标的方式进行。自行车行根据不同的行业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例如，得力车行为了中标，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电话公司为灰色自行车，而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车筐。

    除了针对像邮差这类大客户设计不同的车型，对于大众，自行车行采取了各种促销手段，满减、赠券和分期付款，丝毫不输现在双十一商家。

    如同昌车行举办的三十周年店庆，自1927年11月28日至1928年1月6日，除“各货特别折扣”外，曾“再加赠奖券之举，其办法购货每满洋五元，即赠奖券一张”“三奖三枪牌三飞脚踏车一辆；四奖同昌飞马牌脚踏车一辆”。另外，该车行还推出了“按月拨付购买法”：“凡每月能节省车费九元，即能得一极佳之同昌飞马牌脚踏车。该车因推广伊始，故定价特廉，对于分期拨付，亦不加算利息，诚为购备脚踏车之良机云。”

    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抵制德货、抵制日货等运动，民族主义情绪浓烈。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开始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聘请2名日籍技工，配以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还有润大车行的“飞龙牌”、同昌车行的“飞人牌”，不仅畅销中国，还远销东南亚诸国。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和原料都依赖国外，所以也只能算是拼出来的“国货”。

    （《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