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挂历

    这是1982年的一天，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摄影师奚天鹰到演员方舒家做客。奚天鹰和方舒是多年的朋友，他突然生出一个想法，想给方舒拍一张肖像照。

    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录在198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四开本挂历《影中人》中。这本中国最早的明星挂历汇聚了沈丹萍、刘晓庆、陈肖依、方舒、斯琴高娃等女星，印数高达22万册，创了当时挂历发行的纪录。

    《影中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起，其他地区的美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明星挂历，并逐渐汇聚成一股持续十余年的潮流。

    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娄德龙收藏了近三千张挂历。他分析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的挂历热，既与贫困生活中的人情交往相匹配，也与长期处于思想枷锁后突然的思想解放相适应。“那个时期的明星挂历的标题往往是‘韵’‘纯’‘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的定义，但画面中的女性，眼神又都是热辣的。可以说，在信息流动尚不通畅的时代里，挂历成为中国人审美启蒙和性感启蒙的重要载体。”

    浙江人美社当时的摄影师钱豫强也深有感触。在农村老乡家里，他不只一次看到自己拍的挂历被一张张撕下来，贴满了整整一面墙。“每个月只看一张不过瘾。”老乡对他说。

    旺盛的需求使得片源、挂历摄影师和模特都极为紧俏。多数出版社要提前向多位摄影师约稿，才能完成一本挂历的组稿。

    摄影评论家梅生曾以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个表演班为模特，为挂历拍摄过照片。一个是巩俐、史可所在的1985级，另一个是徐帆、陈小艺所在的1987级。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约稿的出版社多，许多人都采用“套裁”的方式拍摄，就是一个模特拍摄多个角度和构图，“这样付给模特一笔劳务费，就能出来三套片子”。

    “但是到了订货会上，出版社就傻眼了：各家出版社拿出的挂历上，模特和造型都大同小异。”钱豫强回忆。为了获得独家照片，开风气之先的浙江人美社后来把钱豫强调岗为专职挂历摄影师。

    中国的时尚革命也反映在挂历中：厚垫肩、萝卜裤、迷你裙、蝙蝠衫……这些新潮的港台潮流最初都是由挂历女郎带来的。钱豫强说，那时的很多挂历，会在每一页的背面，印上正面模特所穿时装的裁剪图纸。

    1989年的一天，《浙江日报》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美女”。这是一则浙江人美社的招聘挂历模特的广告。

    当时社会上对明星挂历已有些批评之辞，此时已是人美社副总编辑的奚天鹰对广告的效果有点消极。但结果出人意料。海选当天，600多个青春少女将杭州市少年宫塞得满满当当。但身为评委的奚天鹰印象最深的，是在门口看到的一个怯生生的身影，无论如何不敢走进去。一问，才知道女孩的父亲“文革”时曾是美院的造反派，害怕被人瞧不起，但又渴望能改变命运。奚天鹰说：“就像现在的电视选秀一样，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普通人和明星之间，可能就是一张挂历之隔。”

    整个90年代，“挂历大战”年年都会打响。1995年，浙江人美、浙江摄影、西泠印社、中国美院四家出版社当年的挂历总发行量达210万册，许多品种单册印刷量都达到了10万册以上。每年12月中旬，各大新华书店里的挂历已大部分脱销，存货很快也批销一空，出版社每年都会紧急加印十余万本，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价格也节节攀升。用80克国产铜版纸印刷的对开低档挂历，1987年的平均价格为每本8元，1988年就涨到了11元，此后以每年涨3元到4元，到1995年时已涨到了40元。用128克进口铜版纸印刷的高档挂历，在1995年的最高定价为288元。

    千禧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商品房，面对刚刚刷好的白墙，他们犯了难：要不要为了一本挂历而楔进一颗钉子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时代衰落的表征。挂历市场的繁荣和衰落，是多重因素叠加而成。据统计，1998年，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注册的销售挂历的批发零售书店，已由原来的150多家减少到了32家。

    钱豫强的最后一本明星挂历拍摄于2006年。他形容这次拍摄是“兵败华容道”。影星或电影学院学生为挂历当模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钱豫强最后选中的模特是浙江省武警文工团和杭州歌舞团的演员。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模特们穿得都比较少，但钱豫强说，为了逃避内心的愧疚，他将这本挂历取名为“出水芙蓉”，每幅画面都叠加了他拍摄的荷花为背景，力图营造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气质。

    这本挂历只印了一万册。整个2007年，浙江人美社只出版了这一本明星挂历。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第42期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