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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苏联上映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讲述一位吉卜赛男孩为父报仇，打入白卫军内部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布利亚辛的原著《红小鬼》里，他却是个中国男孩，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苏俄红军。这个中国男孩只是真实历史的缩影。
被歧视的“伙家”
华工进入俄国的历史，要追溯到1862年，也就是中俄签定《北京条约》之后，他们来到远东开矿。但数量最大的一批旅俄华工出现在一战期间，因为大多数俄国男性都被送上前线，沙俄不得不紧急引进外国劳动力。1915年，旅俄华工有4万人，1916年为7.5万，1917年达到20万，并且都是合法移民。
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涌入俄国呢？沙皇可不讲什么共产主义，他手下的部长们是从“美国先例”中算出一笔精明账。多年来，美国奴役廉价华工，他们修建了许多重大工程，得到的报酬却很少。沙俄如法炮制，以高薪诱骗赤贫华工当苦力，这些人不酗酒，能喝下像刷锅水一样的清汤；在包工头面前，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服从管教；他们也不懂俄语，不用担心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俄国包工头把华工蔑称为“伙家”，实际是汉语“伙计”的音译。1917年，沙皇倒台，身在异国他乡的华工突然失去雇主，失去工作，也失去了生活来源，有家难回。
雇佣兵还是志愿兵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不像沙皇官吏那样欺压华工，而是称他们为“阶级兄弟”。革命领袖列宁以“平等”和“平分土地”的口号对华工进行宣传，表示在苏维埃政权稳定后支持他们回国，解放仍受阶级压迫的亲人。布尔什维克还提高华工的社会地位，给予应得的尊重，有了尊严的华工可以为保卫苏维埃舍身忘死。
华工的长处是团结、宗族观念强、遵守传统礼法、痛恨叛徒，很容易组织起独立、团结、纪律严明的作战部队。苏联作家戈尔斯基在纪实小说《冷崖》中写道：“中国志愿兵在讨伐行动中十分英勇，对待敌人像猛兽一样。”
长期以来，企图抹黑十月革命的人总要找到所谓“证据”，强调参加苏俄红军的中国人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兵，其实在文学巨匠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里，主人公麦列霍夫就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参加红军只有极少的薪水，而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要这点儿钱有什么用？连根毛儿都买不到。应该说，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
事实上，中国战士得到的钱只能算津贴，因为这些钱很少，布尔什维克真正给他们的是平等的社会地位与自尊。以战斗英雄、红军第225团团长任辅臣为例，他在中国就上过中学和军官学校，他不仅自愿加入红军，还号召大量华工参军，并于1918年春组建了一个中国志愿兵团，该团以勇敢闻名，任辅臣在与高尔察克白卫军作战牺牲时年仅34岁，支撑他的绝不是金钱，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列宁就称赞任辅臣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
战斗在辽阔大地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纠集俄国白卫势力反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苏俄组建了高达数百万人的红军，其中有30万国际主义战士，人数最多的就是中国志愿兵。
苏俄红军第1军是列宁的近卫军，它组建了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支队”，负责保卫领袖的人身安全，当时最靠近列宁的第一层警卫就是70名中国战士。
红军第一支中国战斗营是由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组建的，亚基尔是一位化学家的儿子，毕业于瑞士最古老的巴塞尔大学，一战之初回国，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加入布尔什维克，迅速成长为中高层领导，还担任过红军罗马尼亚方面军特别集团军政委，随即组建了中国战斗营。亚基尔后来当上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他在《内战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中国志愿兵的待遇问题非常关注，薪水发得很及时，伙食也不错。我和他们长期接触过，他们共有530人，都值得信任，跟随我们一直从乌克兰打到顿河，再到沃洛涅日。”
不可磨灭的记忆
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苏联文学巨匠都写过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的小说，他们的作品里都谈到中国志愿兵。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第七章中讲到中国志愿兵在解放乌克兰时参战的情况：
“谢廖沙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谢廖沙猛扑过来，但看到他是欢迎自己的意思，便停住了，转而询问：‘小伙子，彼得留拉的狗崽子跑到哪里去了？’”
白卫军头目图尔库尔在《战火中的志愿军》一书中写道：
“红军向西撤退，我们紧随其后，骑兵发起闪电般的冲击。可是我们的骑兵突然受到压制，红军里的中国人排好队形，以跪姿向骑兵射击，我们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员，指挥官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尉也腹部中枪。”
1918年12月25日至27日，高尔察克白卫军在特洛伊察村杀害了250名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伤员。后来，苏联政府在村外的希尔瓦河畔修建纪念碑，纪念碑几经风霜，现存纪念碑是2013年第三次重修的，每年都有大量华人到此拜谒。
(《新民晚报》11.6 田聿 张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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