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实践做得还不够。2003年以来,资源的空间错配问题的表现,一为“人往高处走”,即人口向东部和大城市集聚;二为“资源向低处走”,即行政控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配置。
资源错配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下降了,这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并且,不同区域的资源错配程度并不相同。在2003年之后,西部资源配置效率恶化最严重,中部次之,东部配置效率则最好。这证实了中国经济出现了空间错配的问题。
化解空间错配,应尊重市场力量,从集聚走向均衡。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区域“均衡”发展,而不是“均匀”发展。造成空间错配的制度根源是激励地方经济总量增长的绩效机制。每个地方都要最大化本地的经济增长,全国追求“均匀”发展,这使得中国的行政力量热衷于将资源向内地配置,带来“资源向低处走”的政策扭曲,与市场力量背道而驰。
中国是大国,应当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这就要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作为统一市场下的增长动力。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包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和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也只有集聚在城市才能完成。从这个角度出发,劳动力自由流动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首先可以促进平等,缓和区域和城乡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第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促进中国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机制,让“用脚投票”成为约束地方政策的机制。
(《社会科学报》10.12 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