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书房

    ■石钟山

    书房是作家灵魂栖息的地方。然而，在寸土寸金的都市，拥有一间书房却成了一件奢侈的壮举。

    二十年前，我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第一套住房，两室一厅，无论如何安顿，也规划不出一间书房。无奈，只好把主卧的阳台稍加改造，变成一间书房。三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一桌一椅，已占据了阳台的大半个空间。狭小一些也罢了，冬冷夏热的命运却无法改变。

    写作本来就是件痛苦艰辛的工作，因为书房的简陋，身体和内心同时受到煎熬。当时还年轻，写作欲望强烈，全把这一切当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历练。阳合上的书房见证了我那几年创作的经历：每年一部长篇、几部中短篇，还有剧本的创作。那时体力尚好，想象力充沛，并没因书房安在阳台上而耽误创作。

    几年后搬了一次家，有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自然就拿出一间做书房。房间仍不大，但却是一间完整的书房，有桌有椅有书架，窗台上还可以摆放几盆绿色的植物。那会儿时常有电视媒体来采访——写作可以，接受采访就显得狭小了，支完灯光，摄像机却无处安放，只能把机器摆在客厅里拍书房中的我。我在书房内摆出写作状态或对着镜头答记者问，自己变成了演员——从最初的面对镜头不知所云到最后对答如流，状态好了还能妙语连珠。

    那些日子，书房成了我表演作家之梦的“梦工厂”，谈创作谈人生，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间更大的书房，便于采访者的拍摄。

    又是几年后，我换成了四室的房子，为了让书房变大，两间改成一间。书房果然大了，不仅有书桌书椅书柜，还可以摆放罗汉床，写作间隙可以小歇喝茶。

    但书房大了，采访的媒体却少了，有时坐在书桌前，会下意识地去看手机，似乎在期待媒体的来访。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媒体已不再关注一个作家时，作家的心便回到了原有的位置。思考写作又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人都会有浮躁的时候，正如草木经历过的四季。作家表达的最好方式，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对人世的感悟放到自己的文字里，与人共享。作家的书房在心里——而不是房间。

    （《今晚报》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