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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除了记几个电话号码或抄几个快递地址，我们还会提笔写字吗？信箱，这个字眼给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带“＠”的伊妹儿，而她本来的模样是个年久失修的小木箱，还得用一把磨得没了齿角的钥匙才能打开。我们的家，现在有了专用信箱，但已很少打开。而当年的她，一天可是要被打开若干次的啊。
那个年代的友情、爱情和亲情，都寄托在里面。
那是一幕熟悉的场景：午后的大学宿舍里，大家吃饱睡足，点燃一颗颗香烟，纷纷摊开信纸，单卡录音机里放着音效粗糙的动人旋律，歌曲间隙的安静时分，是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惬意的时光吗？
相互之间还要汇报一下信是写给谁的。写作期间，一些得意的段落被读出声来，要求得到一些赞美来呼应。
那些倾诉隐秘心事的暧昧信件，则需要逃课，专门利用宿舍里没人的时候偷偷完成，或美其名曰要去图书馆查资料，然后一个人跑到阅览室最僻静的角落，把挑了无数遍的精美信纸打开，患得患失的心情迟疑地落在纸上，时常停下笔来，抬眼远眺，高大的玻璃窗外，鸟儿在树枝间卿卿我我。
班里的信箱，有专人被授予重任，名曰书报委员。他是大家最欢迎的人，那人必须根据收发室的工作规律在第一时间跑去取信，他本人就应该有巨大的通信需求——最好正在热恋阶段，这样才能保证爱岗敬业。
那小子的声音在楼道里传来：老蔡，你今天有三封；小马，又是重庆大学的信！没错，信件的多寡，是同学之间相互攀比的一个重要指标。
自作多情的小马呀，接到中学女同学发自重庆大学的信，故作困惑地向大家求证，信纸上的那处洇迹，会不会是那姑娘思念我的泪水？阿牛像猎犬一样用鼻子嗅嗅，嗯，估计是溅到纸上的酸辣汤，闻着就是重庆大学食堂的手艺。
大家在相互讨教一些信件的窍门：信纸的各种叠法、邮票的不同贴法，希望找到一个约定俗成的暗语来表情达意，或甘愿接受一些美丽的误会。穷哥们儿则开始琢磨省钱的路数，那些邮戳盖得很不明显的邮票被他们重复利用，还有人在邮票的正面涂上一层胶水，说收到信后用舌头舔去上面的胶水，邮戳也就随之下肚，保证还你一张干干净净的邮票。还有人建议，可以把收件人和寄件人调换过来写，这样邮局就可以按退信处理了。不过没人敢这样试过。
老董像科学仪器一样精密地算出每天邮筒的取信时间，并能依此推断出收到回信的时间。那年头的邮局绝对可靠，信件的传输时间可以准确到用半天来计算，老董预言上午能到的信，一般不会拖到下午。我想到这些，便为邮局眼下的不靠谱而愤怒。
这些，都已经消失。
如今的爱情，已经不靠一封封信来培育滋养，取而代之的，是电话，手机。但我相信，发酵时间长短不同的爱情，其况味也是不一样的。
“立交桥修通了。如今上班只需二十六分钟就能到达，而原来需要四十六分钟，这样我想你的时间就少了二十分钟。要知道那是一天中最好的时间，我从街道上滑过，对你的思念像水一样漫过这个城市，如同清晨的阳光。所以我不喜欢不拥挤的街道，只有在人最多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是我的唯一，和长久。”
《查令十字街84号》的中文译者陈建铭写道，我一直以为：把手写的信件装入信封，填了地址、贴上邮票，旷日费时投递的书信具有无可磨灭的魔力——对寄件人、收信者双方皆然。其中的奥义便在于“距离”——或者该说是“等待”。这来往之间因延迟所造成的时间差，大抵只有天然酵母的发菌时间之微妙差可比拟。
网络时代的爱情，可以很方便地把想说的话在瞬间发出去，而不需要搜肠刮肚地寻找最合适的表达；可以在几秒钟内便得到对方的回复，而不需要等上至少一周时间；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往来，而不需要一口气写上几页纸，再等待对方同样细密而斟酌的倾诉……
在当年的收信大赛中，我收到最多的一天是四封。但这四封信足以让我自豪，因为这是同一个人在同一天写给我的。
别误会，给我写信的，是一个哥们儿。更不要误会，这个同性给我写信，是因为他在汇报追求一个异性。
那天，他决定向那个思慕已久的女孩表白心迹。他给她写下一封信，再给我写一封信，记录给她写信时的心情；他给她投出那封信，再给我写第二封信，记录给她发信时的心情；他又给她写下第二封信，然后给我写第三封信，记录给她写第二封信时的心情；他等待她的消息，写下给我的第四封信，记录他等待中的心情，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
滑稽吗？才不。你没有过这种行为吗？真可怜。
一个人的成长太过艰难，当一头小野兽战战兢兢迈进钢筋水泥的丛林时，它需要有同类与之分担。友情，是我们的树洞，里面藏着彼此经过挑选期待珍藏的心事。当事人多年之后已经物是人非，觉得不值一提，甚至认为当年的举动很是可笑，保管员却依然认真地为那些无人认领的藏品擦拭掉岁月的封尘。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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