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火车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在南京和贵州工作时，春节前后要回上海和盐城。大约1980年我到上海工作后，出现了“春运”这个专有名词，印象中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如今每当春运来临，我就想起我的春节归途。

    坐棚车

    所谓“棚车”，就是用来临时载客的货运车厢。20世纪60年代，我从南京到上海，自然要乘沪宁线上的列车。因为买票难，我有一次乘“棚车”的经历。

    那年预售票没有买到，我一下班就提着已放在办公室的行李，心焦焦地乘公共汽车到了下关火车站。我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来的，或碰到退票，或买到没有预售而留在当日出售的车票，或买到临时加开车的车票。果然，运气来了，我买到了一张临时加开的棚车票。拿到这张半价车票，真是喜出望外。

    棚车既然是货运车厢，条件肯定是差的，不然怎么会是一半票价呢？但差到何种程度，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

    已是夜晚，在旅客还没有上齐，车还没有开，车门还没关闭的时候，有一些露天灯光进到车厢里来，车厢里也有几个临时挂起来的灯泡在照明。但里外光线加起来也还是低弱的，再则车厢上没有窗子，所以我进车门后就闷在昏暗中了。车厢内没有座椅，也没有长木板搭成的座位，旅客上车后就自拣位置，横七竖八地席地而坐，随身带的大包小包就放在自己身边。若有车厢壁倚靠，就算是最好的位置了。最差的位置是既无厢壁倚靠，又临近便桶。在车厢的一角，放置了两个便桶，用挂吊的帘布遮掩一下。便桶中只有集聚，没有消除，所以难免有气味熏散出来。车厢里没有开水供应，这便桶就是唯一的生活设施了。如果说还有，就是在地面上排了些硬纸板，隔离了一些钢板上冰冷的温度。

    火车将开动时，拉上了车门，顿觉更加昏暗，比昏暗还不适应的是有些气闷。我的位置没有倚靠，悬着身子坐着，随着车的行驶微微摇晃。不知为什么，不像普通客车中的旅客多话语，大家都默默地坐着，也许这气氛容易使人默默地想着什么。夜晚很冷，我弯缩着腰与双腿，脸面贴近车厢地面磕睡起来。每到一站，车子停下，就醒了。列车员从外面拉开车门，放下木梯，让旅客下车、上车。这棚车是加开的超级慢车，不但停靠太多的站头，而且还得让正规班车先行，经常临时停车，所以从南京到上海竟用了11个小时！

    这棚车是当时的权宜之计，而如今，尽管春运紧张，这般权宜之计也不会有了。

    撬窗户

    如果说乘棚车，经历的是一次非常简陋的艰辛，那么70年代我在贵州时的春节乘车，则是一次非常拥挤的艰辛。

    那年春节前回上海的前一天，忽然风雪大作。临行这天，仍刮着寒风，飘着零星雪花，有三人送我到火车站，像组成了“小分队”。先要从宿舍走到通往都匀市的公共汽车站，上坡下坡走在冻雪的路上。为能防滑求稳，大家脚上缠着稻草绳，手上拄着粗树枝。我带了一个旅行包，包内有板栗和煮熟的牛肉，这些是上海稀缺的东西；还有一些玉米，准备回去给孩子做爆米花。“小分队”有人手中还拿了一根圆竹杠棒。

    火车站显得很乱，除了凭票进站，好像其他不管什么。据说即使有票，也不一定上得了车，此话果然。火车进站了，停下了，只见窗门紧闭。从车窗看去，车厢中的人挤得实实的，没有人员流动的迹象，似凝固一般。站台上的人嘴喊手敲要求上车，可就是没有开门。

    见状，我们就按预案，赶紧离开站台，到车厢的另一面去，是从两车厢连接的挂钩处钻过去的！果然，车厢的那一面有人开窗透气了，窗子只向上移动尺余高度。我们小分队的杠棒随及插了进去，将窗子撬高。说时迟，那时快，我空着双手，顿时斯文扫地，一个箭步扒上窗子。“小分队”托着我的臀部，推着我的背部，我左脚抵住车壁，右脚跨入窗内。待我整个身子刚进入厢内，“小分队”便将我的旅行包塞进。进入厢内后，有惯性似的，从车窗直滑到人身上，又碰又压了好几个人，顿时一阵骚动。我赔着笑脸忙不迭地打招呼，“对不起”、“谢谢”的话语在嘴上连续说个不停。这简直是一场攻城战斗，杠棒就是个特殊武器。脚跟还未站稳，我就弓着身子向“小分队”的朋友们摆手致意，看到了他们一个个笑着，当然还看到那根杠棒在地上直立着。

    我身上冒汗，内衣有湿的感觉。在人行道的夹缝中，我像个楔件，硬是楔扩出一个空间，成为安身之处。由我造成的紧张气氛很快便缓和下来，大家归于友善，并且开始三言两语地交谈起来。“理解万岁”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我们这代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凌武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