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8年9月，入川门户宜昌。

    离长江上游枯水期只剩40天，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赤裸裸杂乱地堆放在江边的荒上地，互相挤压，日晒雨打，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

    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滞留宜昌、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至少在3万人以上。

    “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

    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天上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人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他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公司(卢作孚1925年创建)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着要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10月23日，卢作孚飞到宜昌，面对这团乱麻，这个小个子、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出乎意料地镇定。他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的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2只，另有两只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全部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输1.4万吨。

    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分段运输计划。最初分宜昌到巴东、巫山、奉节、万县、重庆五段，到12月又开辟南沱、小青滩等转运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都在各站点卸下。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不空耗一天，甚至一分钟。最多时搬运装卸工有两千多人，这样一来：“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回忆。

    此次宜昌要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6万吨的机器物资，按他们的运输能力，算是大大超常发挥了。

    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说：“中国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最爱国的人”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收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元到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元到400元。

    1940年10月，政府再次嘉奖民生公司。40天后，民生公司的油料等已入川，将7艘轮船交给兵工署继续抢运。历时160多天，9万多吨器材终于运完。这是黄振亚先生的研究结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付出了极大牺牲。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公司有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

    此外，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只，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只，11460吨；军公运输受损失5只，4188吨；被日寇劫持5只，2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他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民生精神”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180人)。民生公司的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在面临死亡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做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法治周末》9.7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