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听朱践耳

    作曲家朱践耳于8月15日上午9时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享年95岁。他在创作时破了当时象牙塔的戒，表达了平常人的心声，因而在前者中造成争议，在后者中引起共鸣。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创作了众多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尤其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可谓家喻户晓。在影视剧配乐方面，朱老成就斐然，《和平万岁》《龙须沟》《海上风暴》《伟大的土地改革》都可谓是名作。本文作者回忆了工作中和朱践耳的几次交流，以及对朱践耳音乐的了解和感悟。

    朱践耳的求真，不止于人、事、情，更在于思。11部交响曲虽章法各异，但除《第三交响曲》外，均涉及对历史和自身的思考。

    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上演朱践耳的《第一交响曲》。这是一部文革题材的作品，诞生于1986年。四个乐章皆以标点为题——“？”“？！”“……”“！”，精练地表明曲意。乐友君石先生作长文探讨此曲的“知识分子写作”意味，总结道：

    从“？”开始逐步演进的惊诧、痛苦、愤怒，到“？！”中借用京剧过门和“造反歌曲”的变形处理、用戏谑的方式展示出非人性力量的荒诞，再到“……”中“哀而不伤”的悲歌，及至“！”里磅礴的大赋格展现的全面抗争，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灾难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立人格形象，跃然于音响之中。

    此曲的一大亮点是意义暧昧的结尾。“文革”结束后，不少作曲家在惯性的文宣模式下创作庆祝作品，或在表现伤痕之后满怀希望地期待光明未来。朱践耳并不讳言他亦如此，直到在北京走访群众时，一位老工人对他说“还会有斗争的啊！千万不要写成一帆风顺”，这才放弃“一个廉价的大团圆、大辉煌的结局”。

    自此，君石文中所谓“知识分子恒久的立场”——“悲伤却不绝望，乐观却不失清醒，永怀同情与批判之心”——成为朱践耳音乐道路上的主要姿态。

    事实上，朱践耳与其作品有一种有趣的反差：音乐常常写得如此雄健、坚定，而他本人却是如此温和。或许可以从两部关于他自己的交响曲中一探究竟。

    这两部，一是《第八“求索”》，二是《第十“江雪”》。前者可能是音乐史上最激进的交响曲，仅用大提琴和打击乐各一人，因此，关于它能不能算交响曲的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后者是他最受赞誉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它最具文人气质，不仅借柳宗元诗意，还用了古琴和京腔吟唱。用学者戴鹏海的话说，前者是独白，后者是述志，“表现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戴先生又“尤其喜欢结尾，是泰然大度，不屑一顾的神情，有深沉的力度”。又如作曲家叶小纲所说，此曲“是作曲家人格完成的重要作品”。

    相比之下，《第八》仿佛丑小鸭一般让人费解，乏人问津。

    但在台湾学者查太元采访时，朱践耳却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交响曲。对于曲意，他解释道：“我用朱践耳的名字写了《第八交响曲》，主角是大提琴，也就是我，这是写人物，而打击乐就是写时代。标题是‘求索’，写的就是我这一生中是如何求索的。”

    如果说《第十“江雪”》是一个人最终到达的状态，是“不偷生，不降志；不从俗，不趋时”（戴鹏海语），那《第八“求索”》写的就是到达的过程，充满痛苦和挣扎。这一结果和过程，便体现了朱践耳人生中的一大矛盾。一方面是“倔”，是矢志不渝的求真；另一方面，温顺的性格又让他的思想不停地摇摆，在不同的时期认准的是不同的理想。

    在回忆录中，朱践耳谈及受“左倾”思潮影响、误了妻女前途时，行文之坦诚催人泪下；谈及自己的真诚被扭曲而变质，一些歌曲“成为掩盖事实真相、散布罪恶的谎言的工具”时，更直言深感歉疚，已成心病，“记录下来，将它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儆效尤”。朱践耳后来在作品、在采访中不断地强调“民为贵”、批判个人崇拜，就好像一直处在“长梦乍醒犹悸怵”的状态。有些理念，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而那一代知识分子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经过怎样刻骨铭心的历程才悟到，我们又是否能理解？

    “作曲家还是一个具有良知的人文主义者。他不是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人，而是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的一个平常人，有着平常人所共同的喜怒哀乐。……尽管他用的是非常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和表达方式，由于这些都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的洞察……从根本上说，他的心灵和平常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而不是远离的。因此，他的作品能够引起平常听众的心灵上的共振而被听众所接受。这种接受并非作曲家刻意去追求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是朱践耳2003年《音乐乃心灵之声》文中的一段。虽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录音存世，但我们谈论它们的方式，都仿佛定格在上个世纪，被迅速地放进了这个世纪的博物馆。君石先生在2014年的音乐会后恍然说道：“今天，谁还愿意认真地谈论‘知识分子’呢？这个显得老朽而不合时宜的词儿背后，承载过多少心酸、血泪和哲思，我们也快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