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先生的钢铁人生

    钢铁外的世界里，人们对柯俊的名字并不熟悉。柯俊去世后，有人发现，某媒体平台发布了三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收获的回复数是零。但是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500多人涌进礼堂。他们大多是他曾经的学生，许多都来自宝钢、鞍钢、武钢等企业。

    柯俊101年的人生岁月，几乎是靠“钢铁”支撑的。36岁时，他就因首次发现钢铁中贝茵体的切变机制，被国外同行称为“贝茵体先生”。但留学生涯结束，他坚持要回到中国，“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他回来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那时全国几乎没有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年钢产量是中国的近600倍。如今，他走完自己的钢铁岁月，中国的钢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柯俊有时也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也曾不顾考古学界早已形成的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人工冶铁器和铝器国家的结论，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测试，找出论证的漏洞，证明古代中国没有掌握相应的冶金技术。柯俊甚至最终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使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结论。

    柯俊成长于中国最软弱、钢铁最匮乏的时代，作为武大搬迁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曾负责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型工业的内迁，包括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直到武汉失守前夜，柯俊才乘船离开。

    在颠沛流离中逃难、求学成为他早年人生的底色。许多年后，他在病榻上仍然向学生们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自己在位于郊区的中学上课。当时炮火声不绝于耳，日军已经进城了，他也没法回家，只能连夜扒着煤车到天津求学，几个月后才重新联系上家人。在英国结婚时，他坚持把结婚日期选在了9月18日。

    在岁月的冲刷下，柯俊的身体逐渐锈蚀。7月27日，柯俊住院前给韩汝玢（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讲了20多分钟，韩汝玢才听明白情况。电话那头，柯俊断断续续的讲话声和医院里匆忙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他说自己可能没法再从医院出来了，声音很没底气，我当时就哭了”。12天后，柯俊在医院逝世。

    根据柯俊的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给母校武汉大学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七十多年前，柯俊曾组织天津地区的“一二·一八”抗日示威游行，然后逃难、辗转来到武大求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并在战乱年代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光。

    （《中国青年报》8.30 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