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第5个全球“慰安妇”纪念日前两天,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90岁的黄有良去世。
噩梦
1941年农历十月,14岁的黄有良帮着父亲种田。那天,她挑着稻笼,到村外的水田去做活。“忽然听到几声喝叫,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站着一群日军士兵。吓得我扔下稻笼,转身就往山里跑。”她回忆,日本兵紧追不舍,自己逃得没了力气,被抓住。
黄有良抓起一只手,狠咬。日本兵大叫一声,松开手,发怒地拿起刺刀向她砍劈,被一军官大声喝住。
“姑娘别怕”。军官“九壮”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安慰她。将几人遣走后,他反过来搂抱黄有良。“我用力挣扎,他并不强迫。我以为没事了,便到田里把稻笼挑回家。”黄有良说,不知“九壮”什么时候跟到了家门口,拦住了她……
军官“九壮”认得家门,天天来。只要黄有良躲走,他就毒打其父母。直到1942年三四月份,黄有良被日本兵抓走,上了军车后,直开到藤桥,关进一座房里。“门口有哨兵把守,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就有日本兵来找,不听话就会挨打。”黄有良回忆。
被关了两年后,堂兄弟黄文昌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藤桥日军军营,告诉她,父亲死了。她不顾一切去找日军军官,要求回家给父亲送葬。起初对方不同意,黄有良再三哀求,趴在地上磕头,才终于得到允许,但事情完后须马上回去。
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好好的”。原来是家人想救女儿,为了效果“逼真”而没有告诉她。他们连夜拿锄头、粪箕,在村边荒坡堆了个假坟,说是黄有良伤心过度,自杀死了。随后,父女俩到处逃难、讨饭。
控诉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因为“被糟蹋过”,她只能找个得过麻风病的男人做丈夫。丈夫知道她的过去,一有气,就打骂。
“文革”时,村里人特别是小一辈的,常背后议论,骂她是“给日本人睡觉的”。小孩入团入党,都不可以。黄有良生过5个孩子,3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有时也骂她这个母亲。也是在那时候,黄有良下定决心,要到日本,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们。她说,自己不怕。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陈亚扁等8人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还以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几年来,案子多次调查取证开庭,并未换来公正的判决。至2010年三审结束,仍是败诉。法院给出的理由包括,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根据战前规则,诉讼时效是20年,已超过年限等。
黄有良气愤、不甘心,她曾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我腰弯了,路也快走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
在黄有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她不出门,也不爱说话。大儿子胡亚结声音沉闷地说,母亲去世后全村人都去参加了葬礼,但他仍然无法接受母亲。
(《新京报》8.17 曾金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