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上了高考末班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武钢工地上挥汗如雨。对我这个小学肄业的山村农民来说，高考的消息毫无意义，与我何干？入夜，躺在武钢工地的简易工棚里，我却失眠了。

    其实，对高考这样的事，我不敢想，也不能想。

    我父亲是大学老师，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遣送回老家接受监督劳动之后，升学便成为我们弟兄三人的奢望。别说读书了，能活下来已是万幸。我们全家被赶出杭州回乡不久就赶上了大饥荒，饥寒交迫中，我步入了学龄期。小学5年级时，文革爆发，学校停课，我从此辍学。读书梦破灭，我开始放牛。两年后参加生产队劳动，终于成长为货真价实的农民。

    1965年，父亲摘帽后回到了杭州大学，而我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却留在了农村。上世纪60年代的农民要跳出农门，除考大学和当兵外别无他途。而家庭出身将这两条路全部堵死，无疑我们只能在这个犹如化外之地的山村终老一生。哥哥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木匠，我步其后尘，也学了木匠，弟弟则成了油漆工。从此，我们三兄弟寄人篱下，云游四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阅尽人间各种脸色，经受社会大学的历练。我不甘就这样埋葬自己的青春，渴望远走高飞。机会来了：1976年，临海的一个建筑工程队赴武汉支援武钢建设，我报名参加，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旋即，一项决定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决策诞生：停招十年之后，高校开始恢复高考，并且放宽了政审条件，出身不再成为参加高考的障碍。父亲提议我参加高考。他说，以前你们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现在机会来了，应该去试试。

    我一阵冲动。能堂而皇之地走进考场参加高考，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即使是为了这个权利也应该去试试！抱着这样的想法，1979年4月我插班进入杭州大学高考补习班。在这个有200多名考生的补习班里，我是绝无仅有的另类——唯一的农民、唯一没有任何学历且年纪最大的考生。

    那时的我，极度自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补习班里，我不跟任何人交往，不跟任何人说话，每次听完课就走，在这些城里人面前，在这些高中生面前，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卑微和渺小。

    进补习班半个月后就是期中考试，语文考卷中的作文题是：就“浅尝辄止”这个成语写一篇议论文。我万没想到，我的这篇作文竟成为范文受到表扬。对老师来说，表扬一篇作文，表扬一个学生，那是最寻常的事，但对我却意义非凡，它使我重拾自信，对自己有了比较客观的判断。

    在5年的求学经历中，语文是我的强项，我尤其喜欢作文。而作文的基础来自于从小开始的阅读爱好。文革抄家，我们家的所有名著被洗劫一空。游走四方的手工艺人生活却意外地为我的阅读打开了另一条通道，每到一地，我都会想法借书。在极左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备受歧视。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在书里却能尽情享受。于是阅读又成为我逃避现实的乐园。

    1979年7月，我走进了考场，我终于享受到被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意义远大于考取本身。高考揭晓，落榜在意料中。当年浙江的录取分数线是295分，我只考了267分，因为数学和英语弃考，我只有4门课的成绩。

    意料中的落榜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意料之外的坏消息却使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因为要求回城落实政策的人太多，杭州关闭了受株连子女进城的大门，我被政策拒之门外。残酷的现实把我赶回农村，我又挑起工具箱，开始流浪四方的生活。

    人生的路很长很长，关键时往往只有一步。是父亲的坚持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最终走出灰暗，走向光明。

    在农家的屋檐下，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他说：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以前你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现在高考恢复了，个人可以通过奋斗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途。你虽然没有读完小学，但实际水平并不比一般高中生差，你能考出这样的成绩已很不错，如果能复读一年，考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应该珍惜难得的机会，树立信心继续努力争取考上。

    我经不住父亲的游说，心想就算是为了遂了父亲的意，我再去考一次，然后死心塌地回去当农民做木匠。因为，1980年是我能够参加的最后一次高考，这一年我26岁，而从1981年开始，考生的年龄不能超过25周岁。

    1980年春节后，我正式脱产补习。7月，我在迷茫和无望中再次走进考场。

    依然是落榜。但机会失而复得——杭州大学扩招，我的分数上线，终被录取。就这样我搭上了高考末班车，从此命运彻底改变。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1993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

    （光明网 8.15 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