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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1988年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这是中国从1949年以来最高的一次通货膨胀。18.5%的高通货膨胀怎么来应对呢?我根据从芝加哥大学学到的“最新的”“最先进”的理论认为应该提高利率，这样投资的成本增加，投资的意愿就会减少。把利率提高了以后，储蓄的意愿会增加，当前消费的意愿也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都减少，总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率就会降下来。理论上这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国政府当时没有提高名义利率，采取的是靠行政手段治理整顿，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来减少投资需求。导致的结果就像理论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很多半拉子工程。从这种理论来分析，当时中国政府是很不理性的。
但是，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九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9%。连续九年的高速增长，对一个转型中国家来讲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当时是大的经济体，而且是转型当中的经济体，能维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政府的决策者一定是很理性的，如果不理性，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只能一年高增长、两年高增长，不可能连续九年高增长。
如果政府是理性的，为什么要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靠市场手段来治理通货膨胀？后来仔细了解以后才明白，原因在于当时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效率非常低，而且大型的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很密集的行业里，资本密集的行业最重要的投资成本跟经营成本是资金的价格，如果把利率提高，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就会有严重的亏损。如果大型国有企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怎么办？就只好给予财政补贴。可是如果给财政补贴的话，财政赤字就会增加，就要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的赤字。货币增发以后不是又要通货膨胀了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原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的那些理论，假定所有企业只要经营管理好就能盈利，如果有通货膨胀就用提高利率的办法，让那些管理不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掉，以此既可提高经济的效率，又可恢复市场均衡，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是当时中国政府面临的限制条件不一样，既然限制条件不一样，采取的理性的政策措施当然就会不一样。
1988年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不再笃信“西天取经”了。后来我常讲，要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必须把现有的理论都抛开，自己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限制条件，然后考虑决策者采取什么措施才是合理的。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研究中，我开始去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为什么那些国有企业很大型、又是资本密集的。后来了解到根据就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洋务运动开始，到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我们这一代人，都认为要让中国富强起来，就要有先进的生产力，也就是要有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这些先进的产业资本很密集，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社会，资本很短缺。在资本非常短缺的经济中，去建立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这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其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就没有自生能力。既然没有自生能力又想把它建立起来，就需要靠一系列政府的保护补贴。
有了上述的认识以后，反思一下:中国政府能够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来推进改革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美国读书以及读书回来以后，看到整个学界的看法是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所以要向市场经济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应该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以休克疗法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当时学界的共识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将上述措施一次性地全部实施。如果不是一次性的实施，而是渐进的、双轨的，所导致的结果会比原来计划经济还差，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寻租行为会更加猖獗，腐败的现象会更多。
从那种理论来讲，中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而当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去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普遍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北京日报》8.14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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