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拳头换成诗

    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大多时候，他是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所的临时工。5年前，在网吧里敲下357个汉字的小诗《纸上故乡》时，郭金牛没想到后来的事——诗歌获奖，声名大噪，以往的作品结集成册，印成了铅字。如今，他仍是个临时工，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

    “临时工”

    这是我们的江湖，一间工棚，犹似瘦西篱，住着七个省。——《在外省干活》

    大约用了三年时间，郭金牛把自己从那个“知名诗人”的光环里抽离出来，回到他20多年的“打工仔”身份里，打卡上班，闲下来的时候继续写诗。今年上半年，他写了6组诗，贴在他的博客里，91个人阅读，6个人打赏了虚拟货币。

    郭金牛最风光的是2012年获奖之后那两年，他出国参加诗歌节，出席媒体、作协、文联、大学里的各种活动。

    “刚开始被请来请去，见的都是文学圈子里的名人，当然高兴，人啰，谁还没点小虚荣。”可一回到单位的办公桌前，现实就朝他涌来。参加活动，总得和单位请假。去年到天津领奖，一来一回花了一星期。郭金牛那个月工资卡上，因此少了1000块钱。3000多块的月工资少了1/3，这意味着房租的一半没了。

    “我这个诗人也没那么了不起。”他心想，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别人就得顶上。临时工郭金牛担心，请假多了挨同事埋怨，惹领导讨厌。人家“君子之腹”不表现在脸上，但他的“小人之心”得心里有数，“写诗是爱好，上班是饭碗。”

    出名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这是半年之中的第十三跳，之前，那十二个名字，微尘。——《纸上还乡》

    2012年8月，在液晶屏上，郭金牛敲下了那357个字。大约是个午后，郭金牛花了10分钟把字敲完，诗的开头是一个从13楼跳下的少年。

    他承认，他写的是富士康跳楼事件。富士康的一处园区，离郭金牛居住的地方不到4公里。他总记得傍晚时分，跳楼事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好像不是人命，就是一个个数字。”后来，郭金牛也不以为奇了，该吃吃该喝喝，只是那两个小黑点沉在心里，直到两年后突然爆发。

    他在诗里写下，“纸上还乡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这栋楼的701，占过一个床位，吃过东莞米粉。”

    2012年，郭金牛的作品被著名诗人杨炼注意。在杨炼和诗评家秦晓宇的推荐下，《纸上还乡》参加了2013年第四十四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命运是个什么鬼”

    我有多久没有走马饮江湖，环境缺木，资源缺水，生态缺兽，但，为什么我依然获得了，赞美——《杀湖曲》

    在他的诗里，他把自己称作“母亲的仇人”“故乡的叛徒”“写诗的骗子”。他说，故乡、还乡始终是他要写的母题，漂泊在城市，这是他们这一代打工者的隐痛。

    写诗并没有给郭金牛带来命运的改变。出名后，有文化公司找上门，郭金牛拒绝了，“都5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拼饭吃？太累。”他不冀望“文学改变命运”，甚者觉得这句话就是个伪命题。

    “命运是个什么鬼？”有人和他提起余秀华，他从不认为那个残疾诗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出书赚钱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意外，砸在了一个人的头上，被人们解读出“命运”二字。”他的获奖、他的诗集，在他眼里都是被馅饼砸中的意外。他靠诗歌得奖，先后获得了10多万的奖金，通通花在了生活的琐碎中。

    杨炼给郭金牛的诗集作序时提到，郭金牛的农民工经历，很容易让他靠题材讨巧，仅仅“底层”一词，已经有了足够卖点。但什么是“底层”？谁代表“底层”？“对于他，“底层”不是商标，而是思想。谁能钻透自身的处境，触及存在之根，谁就能构建一个“底层”。”

    如今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开始思考“构建这个底层”，诗歌成了他记录的方式，“我经历了90年代在深圳的打工生活，如果我作为经历者都不写，谁来写？打工者不能被遗忘，他们不是工业的数字，是埋在城市底下的血肉啊。”

    最近，郭金牛开始写一部小说，已经完成了10万字，写的还是城市里打工的人，“距离写完还很远，可能写到死。”他不肯透露更多的进展，也不在意是否能发表。在他经常逛的一个文学论坛里，他在个人主页上留着这样一句签名，“人类，可以在文学的高贵之地出走。”

    （《新京报》8.4 刘珍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