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父记

    我一直觉得当爹比当妈还要难。过强的父亲，是无法逾越的模板，是高处投射的阴影，即使人不在场，也满屋影影绰绰——都是他的审判之眼；不够强的父亲，则往往被嫌弃无能，他是所有的罪魁祸首，他是所有的无可救药。

    我爸不强，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我心目中的他，可能更类似后者。我不常公开提到他，一方面是因为我保护他更甚于我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性格并没有特别之处。我爸只有一种人格：中国男人。如果加上职业属性的话，还应该有一条——人民警察。

    我爸叫大兵，当了快三十年的乘警——火车上的警察。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每三天在火车上，每三天回家休息，而回家了也经常是出门和兄弟吃饭喝酒。所以，在我漫长的童年里，经常觉得和这个酷似我的男人不熟。

    我爸工作时候的英雄形象我从来没见到过，他有时会收到单位的短信，然后若无其事地说：“又让我们抓逃犯。”但从来没听说过他破过什么大案，也不曾立过什么大功。

    乘警“跑车”的工资不高，制度也严。带无票亲友上车，就有可能“脱衣服”(就是开除公安队伍)，工作也并不稳定。

    我十岁那年，蒋氏家族团团圆圆吃年夜饭，我爸忽然说自己要被调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小车站。全桌人一时都愣住了，没人听说过那个偏远的小县城，也不知道我爸会在那里待多少年。一会儿，女眷开始尖利着嗓子抱不平，男人们冷静些，说：“这事求求人，还有回旋的余地。”

    嘈嘈切切说了半天，女眷们决定当天就去求情。临出门，我妈看了我一眼，年夜饭还只吃了一小半，我正在进行清盘工作。我妈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说不定你还能说上话。”那时我已经出了书，算是个小名人。

    一行妇女，浩浩荡荡地去领导家楼下等他。我也油然而生“缇萦救父”的责任感和悲壮感。冬天的晚上，等了三四个小时才听到汽汽车驶近的声音，领导下车，当他终于走近，埋伏在花坛附近的女将们立刻慌乱起来，我分明感到我奶奶在我身后推搡我，说：“跪下，跪下。”

    我就这样仓促地跪下，甚至都来不及找到我该面朝的方向。妇女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叙说着冤屈。领导挣脱开之后，我们又去他家按门铃，骚扰了几遍，但终究没有开门。

    我爸爸在那个小车站工作了半年，我搭火车，又换“黑摩的”去看望了一次。那个地方荒凉但有人情味。我爸爸让伙房杀了一只公鸡，一大半的肉，都堆在我的碗里。

    上周，爸爸来看我，表示如果我在京城待不下去了，不要死撑，可以回家乡的小城里啃老。说着，心血来潮地打开钱包，给了我五百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零花钱，胸中泛起无限暖意。

    温暖并不是来源于钱，而是喜欢这种庸俗的亲情体现，感动于这种简单粗暴地对我好的方式。它让我得以从孤独恣肆的写作、光怪荒诞的首都文化圈里逃离，回到最平常普通的生活轨迹里，让我觉得茫茫的无人区里还有个依靠。

    （《视野》2017年第15期 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