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

《文摘报》（ 2017年08月12日 02 版）

老父泰恒，民国十年生，幼时家贫，十三岁启蒙，十四岁随文家药铺文先生学医。

在这一带，孩子们若是觉得自己什么地方不舒服，都会主动对家长说：“去老屋爷爷家看看。”最先的年头，说的是“带我去伯伯家看看”，随着时间流逝，便有了“带我去爷爷家看看”，再后来，便是“带我去太爷爷那里瞧瞧”。父亲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为山里人服务了一代又一代。

父亲行医，救死扶伤，对儿孙同样慈爱。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的那年夏天。

这年暑假，我响应公社党委号召，去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去的地方是竹里溪上的半斤沙。刚下去三天，就漆树过敏，钻心地痒就使劲地挠，最后成了溃疡。然后连脸上、身上都开始溃烂。

于是，写信告诉父亲，漆疮溃烂，请来信告知药方云云。谁知信寄出后，他第五天就亲自赶到学校，查看病情后，说问题不大，待敷过药后，明早就可以敛。于是父亲便从校园采了草药回来，洗净后捣烂给敷上，顿时觉得凉凉的。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醒来发现父亲披衣伏在床沿边，知道他守着我一夜没睡，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

八岁那年，我因病右腿带了残，父母便不让我干重活。但父母越是不让我干活，我越觉得要为他们分担忧愁。

同龄人，甚至比我大几岁的人都在玩，我呢，最初是帮母亲洗菜、做饭、放牛。村里人都说母亲养了个闺女，不知是笑话母亲呢还是笑话我。到了再大一点，还随母亲去拾柴火。

1955年，实现合作化。我一边上学，一边为合作社牧放两只耕牛，又兼司称员，为社员们称牛草。一天可挣3分。那时，男勤一天计10分，女勤一天计7分。

说起来，挣这3分工也颇不容易。

替人司秤，一天叫得你团团转不说，有个别大人还欺负你。司秤时，用的是抬秤。先将秤钩钩住重物，用一根长扛穿过秤头上的毫绳，两个人把扛压在肩头上，那重物便被提了起来。这时，我一边肩头要承受重物，右手又要移动秤陀上的准星。有的人便利用这个机会，使劲用手或膝盖压住重物，使那原本只百来斤的牛草，变成一百三四十斤，多赚取工分。我是又受欺负又受累。

再说那牛，一只黄牛，一只水牛。到了夏天，那水牛见不得水，见了水就想滚澡。黄牛则要往山上奔。顾得上这只，顾不上那只。后来，我便将水牛的牛鼻牵上再栓一根长绳，一端系在我腰上，让黄牛在前面走，我走中间，我走一步，那水牛被牵了鼻子，只好乖乖跟在后面走。这样，同时把两只牛都带进了山上，水牛再也不捣蛋了。冬天下雪，还得替牛做“饭”，就是把稻草铡成细段，拌上那熟红薯，揉透后做牛的饲料。这牛饭要坚持做到雪化的时候。

正因为有了这段人生，有了这些磨炼，我才什么风雨都挺得住，什么事都看得透。但是，父亲母亲却总说：“孩子，爹娘对不起你。”

今天，为了我的病，爹却步行整整两天，从几百里外的老屋赶过来，还在自责，令我又感激又羞愧。

溃疡痊愈后，爹还替老师的孩子和家属看病开处方，忙到好晚才归屋，说第二天就要回。

我担心爹一人上路不放心，也要看看娘，于是请假陪着爹踏上了回家的路。因为当时不断发生武斗，交通瘫痪只能步行。爹从老屋过来，都是一路步行。两天要走240里路。

在家里待了半月后，我接学校通知返校。因为当时武斗发展到了严重地步，父亲自然坚持要送。

第二天，父子俩上了路。到阿拉时，天色已晚，我说：“明早再走吧。”爹说：“你的饭碗比爹这老骨头重要。”于是继续摸黑前行。

正因为如此，每当爹来到吉首时，尽管街道是那样平坦，我都会像那天他牵着我摸黑下山的样子，扶着他牵着他过马路、上车，引来路人羡慕的眼光。但爹总是说：“还没七老八十呢。”可我知道他心里是幸福的。爹幸福，我才幸福。“人活百岁，爹娘健在，进门出门有声爹娘叫，那才是幸福。”这是爹常说的大实在话。

母亲病逝后，身体衰老的爹是一年不如一年，本来把他安排到我们身边，他推说：“放不下老屋。”住下没几天就吵着要回，其实他怕影响我们工作。

去美国之前，除给他留了足够费用外，还请了一个本家专门照顾。谁知这一别竟是绝别。到老屋时，正赶上村里为他开追悼会。本家都过来安慰：“去得很轻松，磕睡一样。”“早上还好好地吃着饭。”

第二天一早出殡，全村男女老少冒雪送行。公路两头车辆自觉停驶让路，鸣笛致哀，足以显示这位老人的名望。

我就要辞行了。村长拿出一个红绸布包裹的东西递给我，说：“这是老人家遗物。”

我打开红布，里面存折露出来，我一页一页翻开，只见存数，不见支付，最后的余额69800元，还有几角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