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赌事

    七十年代初期，乡村的娱乐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赌博文化大行其道。我从小浸润其中，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赌瘾，成了一个小赌徒。

    当时家乡最流行的赌博方式，就是“推牌九”，开始是54张牌，后来改为32张牌。参赌者除了庄家以外，分上门（左侧）、下门（右侧）、天门（对面）。每人四张牌，两两相拼，分“前堂”与“后堂”。庄家分别与上门、下门、天门比对子、点数的大小，如果“前堂”与“后堂”都大，为赢；都小，为输；一大一小，为和。

    每到冬闲，村里三人一群，五人一簇，到处有人赌博。到了春节，赌博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乡下流行一句顺口溜“不嫖不赌，对不起上祖”，似乎还有点“光荣”。小孩子赌博，没有季节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具体时段上，一般选在下午放学以后、回家之前。春节里小孩子拿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压岁钱，就去赌博；平时没有钱，就赌纸张，把旧的练习本撕下来，或者花钱去买纸张，一分钱可以买三十张；在割猪草的时候，赌注就是猪草。

    赌徒选中了谁的家，那里就是赌场，乡里乡亲的，主人也不好拒绝。我家和大伯母家因为是木匠人家，桌椅特别多，加上主妇好客，所以屡屡被赌徒看中。

    赌场里挤满了参赌和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围在一张八仙桌四周，最里层的坐在四尺凳上，四条凳子可以坐八个人，中间层的站着，可以站十几个人，外面看不清楚了，就把脖子伸得老长，像鹅一样，甚至搬来高高低低的凳子和椅子，站在上面观战，一站就是半天，也不觉得累。

    有不懂玩牌却喜欢赌博的人，人称“猪头赌”。村里有一个小偷，他在赌博方面的智商甚至不及我一个小孩子，却一直乐此不疲。还有一个截肢的残疾乞丐，自己没有手不能赌了，可心里痒得很，叫旁人代劳，他自己在一旁动动嘴巴，也是十赌九输。

    在赌场里，赌徒们喜欢制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在摸牌之前，故作高深，用嘴巴哈一哈气，搓一搓双手，据说“风头”会好一些；在拼牌之时，故作神秘，将牌一点一点地展开，仿佛一不小心好牌会从手里逃掉似的。

    除了推牌九、搓麻将，乡下还流行跌骰子。一只大碗，几粒骰子，一把抓起，旋即松手，骰子在大碗里翻滚，发出银铃般的声音，停下以后，点数大者为赢。这种赌博方式立见输赢，不会拖泥带水。我看过几次，还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几点，骰子就被另一个人抓走了。

    在我的家乡，跌骰子最有名的赌场在“牛尾巴塘”。吸引了临近几个公社的赌徒。我们公社里的干部，也经常到“牛尾巴塘”去抓赌，一抓一个准。每次抓赌，不仅没收赌资，还将赌鬼们的右手用麻绳缚起来，连成一串，从村前的大路上鱼贯而行，押到公社里去，等于变相的游街示众。

    我的小姑夫一生就好“这一口”，每次将家中的鸭群生下的成担鸭蛋挑到岩头供销社投售，换来一沓钞票，一溜烟跑到“牛尾巴塘”，经常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屡教不改，作为共产党员、副大队长的他，曾经带着高帽子，游街示众，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一直赌到生命的最后。

    我从五六岁开始“小搞搞”，一直搞到十岁。有一次“推牌九”，我做庄家，因为手气不好，最后居然输给一个同伴一千五百张纸，折合人民币五角钱。这对于一个穷小子来讲，是一个无法偿还的天文数字。

    那天下午，我的心情特别沉重，一路走，一路想：哪来的钱还一千五百张纸呢？只好赖账。从此，我因祸得福，再也不去赌博了。

    （《最喜小儿无赖》浙江大学出版社 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