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艺校的学生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许多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省城艺术学院破天荒地决定公开招考。那时候我在一个农村乡镇读高二，我所在的中学做了本县东片的初试考场，因此我得以目睹初试中的许多经典片断。

    记得开考那天，从早晨开始，擦得铮亮的自行车，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学校的大门。女孩子们由她们的男朋友带着，孔雀一样骄傲地端坐在自行车后，一路上把她们的竞争者打量了又打量。男孩子们则三五成群，甩着略长的分头，把脚下的自行车踩得如舞如飞，对他们一路看中的女孩子扬着高傲的头颅。男孩女孩的衣着一律光鲜，领口翻出雪白的假领，脚下的布鞋黑白分明，肩上挎的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挎包。考乐器的人自带着他们的“吃饭家伙”，无论二胡抑或竹笛，都用花布做的套子裹得严严实实，生怕被人看见了会漏了灵气。再大的家伙比如扬琴，是由家里人一根扁担挑着跟过来的。

    所有的考生，无一例外地表现出骄人的尊贵和矜持。他们也的确是农村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父母很多都是在农村中吃商品粮的，他们从小在同伴们羡慕的目光中长大，因为不必下田干活儿的原因而长得细皮嫩肉，年年冬天都能参加公社宣传队。

    我的很多同学都拥到了考场四周看热闹。面对这么大群的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红男绿女，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兴奋。我们挤到学校小礼堂的窗口，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考场里的一举一动。我认出一个熟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是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辅导的老师。他的眼皮耷拉着，每当换一个考生上场，他才把眼皮略微一抬，看清对方模样后，马上又垂下，改用耳朵来听。

    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孩报考声乐，却莫名其妙准备了一段京剧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大概觉得大辫子是李铁梅的标志。她捏着嗓门，翘起兰花指，一切真还像那么回事。但表演接近完成时，也许是心情过于激动，头甩得过急过猛了一点，她那条油亮乌黑的辫子忽然从中间断为两截，后面的一截凌空飞起，啪地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

    大辫子女孩羞得无地自容，双手捂脸奔出门去。旁边一个男孩跟着追了出去……

    接下来的一个考生是个手指修长漂亮的拉二胡的男孩。他反复地移动屁股下面那张榫头不牢的方凳，然后琢磨二胡搁在腿面上的位置，还低头去闻琴弓上的松香味。所有的人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盯牢了他的每一个动作，觉得如此注重细节的一个男孩总应该不同凡响。终于，他手指搭上琴弦，头发轻轻一甩，嘴巴狠命一抿，拉出一串吱呀的音符，居然是我们当地的乡村小调《杨柳青》。这曲子初学二胡的人不出十天就能够拉得上手，摆了半天的功架，弄到最后是这等水平！

    我和好朋友决定要走。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妇女，一手拎乌木二胡，一手紧抓住身边儿子的手，很辛苦地从门外挤进礼堂。

    几个考官的神态都有点倦怠，头低着，随意地翻着花名册上的名字。一个女考官例行公事地要求考生自报姓名，他妈妈赶快替他答了。女考官皱起眉头，说不需要家属作答。她接着又问男孩准备的曲目。还是他的妈妈作了回答，说是孩子自己瞎编的曲子，叫《风中芦苇》。女考官几乎要发火，觉得这个当妈的太喜欢多事。结果中年妇女解释说，她的儿子是个哑巴，小时候吃药把声带吃坏了。

    一言既出，场中一阵轻微的骚动。面朝那母子的一排老师全都抬了头，就连文化馆老师也努力撑开眼皮，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惊讶。

    那孩子笔直地坐着，桃树疙瘩般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二胡，埋下头去，静默片刻，握弓的右手舒缓地伸展开来。一缕细细的风声从他手下响起，在礼堂上空轻掠而过。风在江边潮湿的土地上飘荡和舞蹈，炊烟般地升起，又如阳光般地洒落。芦苇开始在风中吟哦和歌唱，摇曳了一片碎豆子样的声响。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个礼堂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声咳嗽。乐曲结束之后仍然静默了很久，直到哑巴男孩把二胡拎在手里，朝考官们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转身去找他的母亲，拉着她默默走出大门，这里那里才响起了春蚕嚼叶般的窃窃私语……

    围在门口的我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路，让那母子两个出去。文化馆老师忽然趿着一双鞋子啪嗒啪嗒从礼堂里追出来。他神情复杂地搓着一双手，说不出别的东西，只反复表示一个意思:“可惜了，这孩子太可惜了。”

    孩子的母亲就淡淡地笑起来，说她带孩子过来不为别的，只想让孩子长长见识，让老师们验证一下他的水平。

    文化馆老师在礼堂外站了很久，一直到那对母子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我注意到，他的一对皮囊囊的眼泡非但肿，而且发红。

    （《文汇报》7.26 黄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