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追过的话剧

    ■张广智

    我年少时，喜欢收藏影剧说明书，竟渐渐成了一个嗜好，日积月累，也有一抽屉。有时偷闲，拿出来浏览，摩挲良久，沉思不已。

    一

    上世纪60年代初，虽然经济比较困顿，但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为我们（我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念书）赢得了一段难得的读书好时光。

    当时的所谓课余文化生活，除了看电影（学校周末与周日都放电影，票价只有8分钱），就是看话剧了。我是话剧迷，母亲给我的一点零花钱，除了买书，就是用来看话剧。从1960年8月观《卢森堡夫妇》至1963年8月看《年青的一代》，整整三年，我大概看了18部话剧。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61年秋冬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两度在上海献演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秋）、《胆剑篇》（冬）。那时候，新篇历史剧很风行，两剧又都出自名家之手：《蔡文姬》，郭沫若作；《胆剑篇》，曹禺和梅阡、于是之作。

    1961年10月28日晚，我与系里几位同学联袂到九江路的人民大舞台观剧，进得剧场，只见人头攒动，说明书即便现在看来，也算做得“奢华”：土黄色的封面，古书的装帧，一看就散发出浓重的历史感；头两页是画家叶浅予先生的两幅形神俱佳的素描，一幅为蔡文姬，另一幅是曹操；剧情介绍文字流畅，演职人员列名齐全，更可点赞的是用了4页附录蔡琰（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令我们几个读历史的大呼过瘾。

    临开演前，场内进了贵宾，人群稍有骚动。灯渐暗，大幕拉开，把我们带入东汉末年的场景中。由于北京人艺倾全院之力，大牌演员悉数登场，演出十分成功。

    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开演前引起骚动的贵宾竟然是剧作家郭沫若先生。他穿一身灰色西装，系着领带，走上台与演员握手，向观众致意。我们很兴奋，一路评头论足。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些年，西方作品上演得少，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我观看的18部剧作中有域外之作，比如：《悲壮的颂歌》，苏联剧作家尼·包哥廷作；《卢森堡夫妇》，波兰剧作家列昂·克鲁奇科夫斯基作；《中锋在黎明时死去》，阿根廷剧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作。 

    那部《悲壮的颂歌》，演的是列宁在1922—1924年间的故事，是一首列宁颂歌，而1960年正是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长篇宏论《列宁主义万岁》，意在批判“苏修”，复旦大学也即刻有回应，每周一次的“形势与任务学习”增加到三次，此剧上演正适时，同学们都纷纷去市内观剧。

    印象深刻的是，扮演列宁的高重实，对人物的塑造相当成功，举手投足都是惯常的“列宁式”动作。前些日子，有几位年轻人来访，不知不觉聊到这部戏，我给他们模仿“列宁式”的动作：上身穿西式背心，戴领带，身子前倾，右手前指，眼观远方，此番当众“表演”，逗得大家都乐了。

    三

    平心而论，这18部话剧给我留下最难忘形象的是《雷雨》和《红岩》，这种难忘缘于复旦人的演出。

    1962年夏日，一张海报吸引了我们：我校外文系1962届毕业演出英语话剧《雷雨》，王佐良等译，导演是黄佐临、余上沅。学生的处女作，表演自然比不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名家，但还是惊动了上海滩，兄弟院校师生闻声也来看戏，该剧又从学校登辉堂移至西区市三女中礼堂连演数场，饰周朴园和繁漪的两位演员都被称赞演技出色。

    自前辈洪深先生创立复旦剧社以后，话剧《雷雨》的演出传统一直在复旦延续。1962年秋，话剧《红岩》即由复旦话剧团在登辉堂首演，随即风靡复旦园。演出之所以成功，实际上是倾全校之力，其中中文系出力最多。

    话剧《红岩》先在登辉堂连演多场，至次年春节前后搬至邮电工人俱乐部，作售票公开演出，一时成为沪上市民争看的热门剧，出足了风头。

    （解放网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