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师讲课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我选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

    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通过，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他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资格非常老，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

    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上学记》三联书店 何兆武口述 文靖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