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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芹，旅法作家。2005年，她的第一本著作《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出版，备受好评。今年3月，边芹的新作《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出版，作家为重新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她呈现的风景，与我们习见的迥异。
记者：您是怎样注意到李鸿章的法国之行的？
边芹：早在写作《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一书时，由于大量阅读，触碰到西方的十九世纪，这种触碰要比从前在国内泛泛了解世界史深入而细致。由此发觉那个世纪不同一般，至今牵制人类命运的资本战车及其目标“全球化”就是从那时全面起动的，其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社会变革与今天的中国有着很多相似的轨迹。今天世界的大变革都能到那个世纪找到导火索，包括为衬托工业化的“西方”而找到的对立面“东方”（农业社会）这些前定了我们思维的概念。对十九世纪的再认识，对我有点翻天覆地的影响。
十九世纪开启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内在崩溃，令我们至今生活在那个断层上。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用文明的对比这一被引入的歧路归结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然后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一被引入的歧路在长时间里和大范围内锁定了我的思维轨道，直到我利用旅居之便，接触到第一手资料，得以绕开舆论先导，绕开他们专门为我们进行的解释，深入早已被过滤掉的细节，进入转换后丢失的场景，才茅塞顿开，发现了西方的理论家们一直避免向后进国家提示的“要点”，即“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真正的决定因素，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是大资本与工业化。工业文明有别于人类任何一种古典文明，将工业化社会与农业社会对比，并由此总结文明的差异，进而引入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是一种蓄意误导，差不多就是让人沉疴不起而出具的假药方。
此一发现还伴随着另一发现，即从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形成了至今并未有根本改变的“中国话语”——针对中国的话语。此一话语正是从那个世纪起始，一改十八世纪之前的话语，产生了它的固定模式，我称之为“征服模式”，从此怀疑、否定、蔑视、敌对甚至暗中构陷成为难变的底蕴。此一话语构成了从精神层面主导、诱导中国大量文化精英的“国际舆论”，在军事战场之外开辟了另一征服战场。
这两大发现如果合在一起看，实际上是同一个大进程呈现出的两面，这个“大进程”就是当时名词本身尚未被设计出来的“全球化”，资本要闯入全球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从这个视角出发，十九世纪与今天便连成了一条线。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末的那次西游，也就超出了中西关系狭窄的两点，而露出了掩藏其下的棋盘、棋子和棋局。这是我关注李鸿章西游的大背景。
记者：今昔对照，在寻访的过程中，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边芹：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殖民大帝国收回到原有疆界的速度，以及弱者的报复。今天中国旅游者看到的漂亮法国，大半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工业化迅速暴富而留下的遗产，全世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加上那时尚存的手工留下了细节的奢靡，后来的世纪已经很难做到。
但如果你把两百年的历史铺展开来看，那惊涛扑岸的征服也带来了回水倒流，几乎每块被征服的大陆或多或少都抛回了一点贫困和卑贱，几乎每个大城市边缘的政府廉租房都挤满了遥远征服地的移民，他们做着法国人不愿做的活，住在优雅市中心和田园乡村之间的丑陋地段，大量地生育以领取政府为推迟老年化社会而发放的生育补助金。工业化和消费社会虽然提供了充裕的物质生活，但也以飞快的速度拆毁着保证一个文明绵延的内在机制，这非常可怕，那种社会机体在歌舞升平中的自解，就在你眼皮底下发生。
记者：这些年来，法国固然仍令人追慕，但是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唱衰法国、唱衰欧洲乃至唱衰整个西方世界的声音，对此您有何评价？
边芹：我个人认为，用“唱衰”这个词带了些许贬义，不如说是事物复归原位，真相浮出水面，虚构的价值泡沫正在一点点被挤掉。对西方民主不信任，是因为实地去看的人发现那远远不是我们以为的民主，而应称之为民主的幻觉。
欧洲从文明的角度而言，确实在急剧地衰老。美国《时代周刊》大约十年前曾发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法国文化已死”，当时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歇斯底里式的反应。我作为局外人，客观来讲有同感。其实不光法国，西方文化整体都在堕落。原因诸多，其中资本垄断致使文化“低俗化”“幼童化”，“政治正确”一统天下，生育不足致低素质人口增长快，是主要症结。文化整体陷落，产生英杰的温床便不复存在，也没有吸收的土壤了。
法国精神领域的“独立和自由”还剩多少幻影？“政治正确”的阴影笼罩着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仅以我最熟悉的电影为例，除了脱衣尺度这一看得见的自由，体制的控制无孔不入，对会看的眼睛，就是一切政治挂帅。这种“政治挂帅”与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直接喊口号很不一样，这里的“体制”也不是政府，控制更不是明的，而是暗的，深含技巧。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全球征服的武器。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最高艺术甄选标准是政治这条暗线，这就埋没了多少真才，又捧出了多少虚名！什么样的文化经得起这样的暗手长久折腾？
记者：您的几本著作致力于揭示西方文明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痛感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而不自知。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问题的？
边芹：西方社会的实质有点像西方人的本质，收藏极深，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呈现出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比你强盛，他先说是因为基督站在他们一边，后来又说是得自古希腊便有的民主自由。你读十九世纪的书报便会发现，当时“民主”这个词并不像如今这般时时挂在嘴上，那时主要强调基督教战无不胜和种族优越，比现在直白。
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这就是2010年前的现实，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基本现实很难根本扭转。
在这样的处境里，你只能在这三个阵营里选择一个，甚至都谈不上选择，而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走，能麻木的，会过得心安一点；能“比你还”的，就融入了；心思转不过来的，就只能痛定思痛了。我就是在痛定思痛中，得以绕开西方预设的话语，去阅读、观察、思考，进而有所发现的。
记者：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和西方争夺“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您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边芹：说实话，这问题不好答。一方面，西方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的。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首先得参透西方的话语技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我发现的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战技之一。所谓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利用画面对人潜意识的影响，反反复复地用同类细节进行精神移变。由于细节并非一部电影的主题，甚至也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或偶然提及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道具，或某类人的形象、某种场景的氛围，但如果这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长期植入各种电影的画面中，所暗中形成的“接力”便能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对其潜意识实施控制。
应该承认，西方对人的心理研究超前于我们，我们没有将此作为战略目标，像对导弹、卫星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西方的真正统治者（并非政府内阁）深藏幕后，知道“温柔的独裁”和“话语统治”才是现今和未来世界的统治利器，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全力投入研究。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十九世纪长矛大刀对火炮军舰的不对等状态。如果不迎头赶上，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层如果不能自悟“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是如何在无知无觉中被易手的，又怎么来“重新夺回”？我们是自愿把这三大权力拱手送给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送给诺贝尔、格莱美，送给汉学家……谦虚不等于丢掉自信。
（《北京青年报》6.9 尚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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