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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在大部分读者的眼中，她的小说如一掬清泓，读起来清新淡雅，沁人心脾。书中多是乡间的婚恋嫁娶，且大多以皆大欢喜作结。在各种文学理论盛行的今天，奥斯丁越发显得不合时宜。有一次，听到有文学博士生这样说：“奥斯丁代表了我最讨厌的英国文学!她所有小说从头到尾都是找对象找对象，人生难道这么没有追求吗？”
听到这样的批评，我不禁为奥斯丁叫屈。她的作品的确可以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此。
超越时代的清醒
要读懂奥斯丁的小说，还该仔细考察一番奥斯丁的生平才好。
现在我们读到奥斯丁的生平时，印象深刻的信息就是“终身未婚”和“热爱写作”。在今天，“终身未婚”不算罪过，“热爱写作”也不过是一种兴趣。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统治着整个社会。正如奥斯丁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当时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一位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业”应当是寻觅良婿、操持家庭；女性从事职业赚取薪金，反而是其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窘的标志。因此，女性不仅不应当“终身未婚”，更不应当“热爱写作”。联系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奥斯丁是超越时代的叛逆者。
除了写作，奥斯丁经常在各场舞会的圈子流连忘返，她甚至被当时的邻人嘲笑说是“花蝴蝶”。当然，奥斯丁若果真只是热衷于跳舞调情，倒也无妨，挑选一位如意郎君当不是什么难事，而后生儿育女，该是幸福美满。只可惜，奥斯丁的性格更接近《劝导》中的安妮，有着超乎时代的清醒。如果让奥斯丁只是为结婚而结婚，她做不到；而爱情，从来都是奢侈品，可遇不可求。
在《爱玛》中，奥斯丁借爱玛之口表明自己没有“一般女人们要结婚的动机”：“财富，我不需要；职业，我不需要；地位，我不需要”，并且她清楚地知道，单身女子之所以受人轻视，并非因为单身，而是因为贫困。奥斯丁如此聪慧，她完全可以选择富庶和舒适，但她仍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写作、坚持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这样看来，奥斯丁本人的生活很难称得上是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是一种重压之下的优雅，而她在小说中设计的完满结局，也更像是她对于心灵聪慧的女主人公的一种愿望和祝福。
文风的转变
好在奥斯丁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了足够的爱与宽容。奥斯丁的家族虽然不算贵族，却也是书香门第。奥斯丁的父亲、兄长，都毕业于牛津或者剑桥，其家中拥有几百册藏书。奥斯丁年少时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好的文学启蒙教育。
这个家庭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奥斯丁的哥哥乔治天生有疾病，这给奥斯丁的家庭带来多少打击，无需多言。此外，奥斯丁家族的一位亲戚，因为被嫌疑偷盗，官司打了几个月，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些忧虑和不安。而给奥斯丁本人带来最大打击的，是她父亲的离世。
1801年，奥斯丁的父亲决定搬家到巴斯。正是在巴斯，奥斯丁经历了失恋的痛，也经历了丧父的痛。
据推测，奥斯丁在巴斯可能遇到了一位青年牧师，而这位牧师却不幸离世了。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后来出于保护奥斯丁隐私的考虑销毁这一时期的通信，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奥斯丁在这一时期有一些感情波动。如果事件属实，这应当是奥斯丁生命中很认真的一段爱情。1805年，奥斯丁的父亲在巴斯去世。这给奥斯丁带来的打击是不可限量的。从情感层面而言，奥斯丁自然遭受了巨大的痛楚；从现实层面考虑，在当时的财产制度下，奥斯丁父亲去世的直接后果便是母女三人流离失所，无处可归。
在《理智与情感》的开头，达什伍德母女四人无家可归，这与奥斯丁母女反复搬家的情景非常相似。《理智与情感》的初稿写成于1795年，彼时奥斯丁并未亲身经历丧父、搬家等事件，但其写作笔触之真实、情感之真挚，反映出奥斯丁写作的动机并非记录“街坊的八卦趣闻”，而是展现“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生命体验。
比《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母女幸运的是，奥斯丁的哥哥们为她们安置了相对舒适的住所：奥斯丁母女于1806年到1809年在南安普顿居住，于1809年到1817年在汉普顿的乔顿居住。奥斯丁正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1年。在这动荡的11年间，奥斯丁的写作从少女式的轻曼风格，转变成了成熟而忧伤的笔触。生活的动荡让她愈加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奈。曾经天真烂漫的调侃和嘲讽，此时渐渐沉淀成对生命的沉重思考。
1817年7月18日，不到42岁的奥斯丁患病去世。在奥斯丁弥留之际，当姐姐问想要什么时，她轻轻地说，我什么都不想要，除了死亡。
（《文汇报》7.18 刘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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