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样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他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他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他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他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陈晋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