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
从台北市长柯文哲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说起
2015年8月,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内地,到上海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他说已经来过内地十八次,除新疆以及东北,其他省几乎都去过,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这些红色景点被他跑了个遍。柯文哲说:“去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上学习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他说中共一大会址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毛泽东那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我们红色文化、红色道路的力量。
21世纪初我们办国际军事交流班,西方发达国家的军官也来学习。一次,我们带他们在山东参观,去了泰山、曲阜、青岛。离开青岛的时候,澳大利亚空军上校率先质疑,说:“我们在山东看的都是你们安排好的,到上海能不能你们不要安排了,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们研究后同意,在上海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取消,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天,我们一个人带两三名外籍军官活动。我负责带两个人:德国军官汉斯和法国军官路易。这两个军官都是第一次来上海,原以为他们要去看浦东、看陆家嘴,没有想到汉斯首先提出想看孙中山故居。我当时真有点吃惊,就问汉斯:“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孙中山故居啊?”汉斯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最早引进德国顾问,我们德国人对你们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到了孙中山故居,我就问法国军官路易:“第一个建议给了汉斯,第二个建议你提,想看什么地方?”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在法租界成立的。”
从这个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成功者,是胜利者,所以这些德国的、法国的军官才会想方设法寻找他们与中国革命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反而是我们自己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觉得我们今天除了向西方学习,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学了。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披荆斩棘,特立独行。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我们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党的发展过程何其艰难。这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位教授采访他,请他谈一谈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此时刘仁静已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已经80多岁的刘仁静说了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是啊,就当年的情况看,不就是到上海开个会吗?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会议开完后,13个代表中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人中脱党和被开除的有7人,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大会闭幕的都是张国焘,最后竟然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参与创建的这个党在28年后夺取全国政权,还会做出这些糊涂事吗?
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困苦,根本不需要无中生有、妙笔生花或者添油加醋,仅仅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就可以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
毛泽东是如何“寻路”的
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一个人在历史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极其罕见。
毛泽东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吗?不是。他是党的上一位领导人选定的接班人吗?也不是。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历经14年。这14年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基本上都是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平衡的结果,不是派别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的、最关键的条件,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关键性条件,使中国革命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直至最后胜利。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强劲推动力。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去上海机关,毛泽东说:“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要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不同意,说:“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可以说,“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这一独特思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起源。一个伟大的思想,在最黑暗、最困难的环境中萌芽于中国大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2万多人,两个月后剩800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人。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1930年初中国革命处于那么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就史诗般地发出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
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到了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构建,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
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这三个基础上,才加入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集体自尊是最大的凝聚力。一个国家没有集体自尊,就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为全体中国人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集体自尊。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就特别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团体,一个“老好人”团体,而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这才是这个党力量的来源。
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发生巨大变化,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完全不一样了,需要在更大范围维护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量占国民经济总量由5%上升到40%。今天我们必须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空间,保护海洋运输通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安全,海外侨民和劳工安全,外层空间及电磁频谱空间安全,以及我应有的海洋权益。这些都是全新的安全问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过去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今后也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们主权、安全利益的苦果。这是我们清晰、明确、准确地向世界发出的信号。
(《北京日报》7.3 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