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

    ●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

    从台北市长柯文哲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说起

    2015年8月，台北市长柯文哲来内地，到上海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他说已经来过内地十八次，除新疆以及东北，其他省几乎都去过，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这些红色景点被他跑了个遍。柯文哲说：“去延安，是因为这里是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地方，可以从头、从根源上学习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他说中共一大会址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毛泽东那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我们红色文化、红色道路的力量。

    21世纪初我们办国际军事交流班，西方发达国家的军官也来学习。一次，我们带他们在山东参观，去了泰山、曲阜、青岛。离开青岛的时候，澳大利亚空军上校率先质疑，说：“我们在山东看的都是你们安排好的，到上海能不能你们不要安排了，我们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们研究后同意，在上海第一天的活动安排取消，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天，我们一个人带两三名外籍军官活动。我负责带两个人：德国军官汉斯和法国军官路易。这两个军官都是第一次来上海，原以为他们要去看浦东、看陆家嘴，没有想到汉斯首先提出想看孙中山故居。我当时真有点吃惊，就问汉斯：“你怎么知道上海有孙中山故居啊？”汉斯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中最早引进德国顾问，我们德国人对你们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到了孙中山故居，我就问法国军官路易：“第一个建议给了汉斯，第二个建议你提，想看什么地方？”路易的建议更让我大吃一惊，他提出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在法租界成立的。”

    从这个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影响力。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成功者，是胜利者，所以这些德国的、法国的军官才会想方设法寻找他们与中国革命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反而是我们自己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共产党员都觉得我们今天除了向西方学习，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学了。

    中国共产党的韧性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披荆斩棘，特立独行。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的韧性？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我们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人生轨迹，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党的发展过程何其艰难。这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位教授采访他，请他谈一谈参加中共一大的感受，此时刘仁静已是最后一位在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已经80多岁的刘仁静说了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是啊，就当年的情况看，不就是到上海开个会吗？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会议开完后，13个代表中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13个人中脱党和被开除的有7人，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大汉奸。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宣布大会闭幕的都是张国焘，最后竟然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参与创建的这个党在28年后夺取全国政权，还会做出这些糊涂事吗？

    中国共产党的艰难困苦，根本不需要无中生有、妙笔生花或者添油加醋，仅仅从中共一大13名代表各自的走向，就可以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

    毛泽东是如何“寻路”的

    中国共产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居功至伟。一个人在历史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极其罕见。

    毛泽东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领导人吗？不是。他是党的上一位领导人选定的接班人吗？也不是。毛泽东长期处于中共中央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历经14年。这14年间，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基本上都是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平衡的结果，不是派别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还有一条什么道路也能胜利。都试过了，都不行。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这个中国革命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的、最关键的条件，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就是这个关键性条件，使中国革命能在夹缝中生存、发展、开花、结果，直至最后胜利。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强劲推动力。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领导要毛泽东去上海机关，毛泽东说：“我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要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有人不同意，说：“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这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可以说，“就是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这一独特思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起源。一个伟大的思想，在最黑暗、最困难的环境中萌芽于中国大地。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2万多人，两个月后剩800人；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剩1000人。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从惨败走向胜利的。1930年初中国革命处于那么困难的情况，毛泽东就史诗般地发出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

    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到了文化自信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构建，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

    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经济财富这三个基础上，才加入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集体自尊是最大的凝聚力。一个国家没有集体自尊，就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为全体中国人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集体自尊。就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就特别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妥协的团体，一个“老好人”团体，而是一个斗争的团体、战斗的团体、夺取胜利的团体，这才是这个党力量的来源。

    今天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发生巨大变化，与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完全不一样了，需要在更大范围维护国家安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跃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贸易量占国民经济总量由5%上升到40%。今天我们必须保护日益扩大的经济空间，保护海洋运输通道安全，海外资产安全，海外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安全，海外侨民和劳工安全，外层空间及电磁频谱空间安全，以及我应有的海洋权益。这些都是全新的安全问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过去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今后也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们主权、安全利益的苦果。这是我们清晰、明确、准确地向世界发出的信号。

    （《北京日报》7.3 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