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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7年07月04日 星期二

    阅读要澄澈地映照世界

    《 文摘报 》( 2017年07月04日   05 版)
    王安忆和母亲茹志鹃(左)

        2017年春,作家王安忆应诗人北岛之邀编选一套“给孩子系列”图书,书名定为《给孩子的故事》。从1920年诞生的汪曾祺到生于1978年的张惠雯,25则故事大体以作者的出生年份排序,通读下来,仿佛简略的当代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编选过程中,王安忆终于了解到,自己“要的是一种天真,不是抹杀复杂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以下文字,编者根据采访整理。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范围也挺广,主要是童话、传说、神话。那时候,我母亲(编者注:作家茹志鹃)在上海作家协会,我很小时,就到那边的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我总是借一大堆回来,很快还回去再借。对我们现在称之为儿童文学的这些书,我个人兴趣倒不是很大。

        在1960年代,我们是这么分的:学龄前或一二年级的孩子看《小朋友》,以绘画为主,也有文字,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四年级到初一读《儿童时代》,我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文字多,但有相当大一部分插图;年龄再上去一点,我们还有上海的《少年文艺》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阅读,当时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阶梯。

        现在,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你先得识字,之后还要有一定想象力,能把文字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声音、画面。读图一定是很直接的,相对来说简单和表面得多。

        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好像一个人年龄很大,还是这种趣味,三十来岁的人也非常幼稚。这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非常多。孩子读书少,动漫都那么简单,好像一个人发育非常晚,始终那么天真。从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等都趋向于低龄化,非常简单,整个标准在不断降低。影视作品我现在看得比较少,它们可能更加强调直觉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以前,过于强调孩子要阅读“低”的,其实不见得。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课外书,班主任过来说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意思大概是在你这个年龄看《红岩》已经到头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名叫《虾球传》(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以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一带为背景,描写少年“虾球”在底层社会的流浪历程)。我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了,《红岩》不能满足我。

        有些概念,把事情规定得越来越窄。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

        譬如,有一篇是我向编辑争取的,就是黄蓓佳的《布里小镇》。他们觉得这篇小说好像写和孩子无关的事情,但换个题目,比如“爸爸、妈妈的爱情”,就有了关系。我们不断沟通,他们认为这篇写大人之间的三角恋爱,不应该给孩子看,但里面的人物都那么天真可爱。

        再譬如汪曾祺先生的《黄油烙饼》等写死亡的作品,这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难道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些孩子很早就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回避没有太大意义。严肃的文学当然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光阴……

        我们读小说,是要将感情变得丰富一点,得到一些充实。难过是感情的一种表达,如果一个人连难过都不会,还有什么感情可以享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能够分清楚物质贵贱和货币的关系。而张承志的《红花蕾》中那个女孩的生活和货币完全没有关系,她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她的世界里有另外一种评判标准。希望这些故事能让孩子们明白,有些事情不是理性告诉你的,而是感性告诉的。

        (《南方周末》5.25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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