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妈

    不久前，我和一个朋友聊起我恋爱上的屡屡失败，她问我：“你有过真实关系吗？”

    我问什么是真实关系。她说就是彼此不畏惧暴露出最真实和卑鄙的一面，我说：“至少在两性关系里没有过。”她又问：“那你和你妈呢？”我想了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唯一的真实关系，我会向她发脾气，和她置气，不吝展示出自己最不愿示人的一面。

    向且只向我妈发火，这听起来对她并不公平，但实际上是我赋予她的特权。我从来不埋怨和向别人生气，是因为我是一个自大的人，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更强大、稳定和坚不可摧。唯有对于我妈，我赋予了她能够伤害我的特权。

    我和我妈的亲密不只是一种母女的亲密，更有些战友的关系。她困囿在小城市的小妇人的皮囊之下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希望挣脱现有环境。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点，因此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希望把我推出那个狭窄的井口。

    在网络不发达，更没有自媒体的时代，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希冀以一种幼年写作的惊人之姿横空出世。

    我写第一本书时每天写一页练习本，等我妈回家就进贡一样拿给她看。她看我写的文字，我就看她。从她的微表情之中猜测自己到底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失败了。她从来不评价或者建议，全凭我的自觉。

    在我刚刚通过写作获得名声的短暂时光里，我妈也曾因为被我调动了写作冲动，而作为教练亲自下场，写过几本书，写了一两年专栏，最后终于因为体力和脑力不支而写不下去，刚刚读初中的我接替她写下去。

    我高中时，曾经和我妈大吵一架。因为我发现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关系很差，我因此不快乐。我妈说：“快乐不重要，把事做成才重要。”我大哭大闹，不断重复着：“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我当时认为自己永远丧失了快乐的能力，我妈也痛哭。

    到了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我让我妈搬到北京来和我住。自此，我和我妈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颠倒。

    有一阵，我经常在外面应酬和聚餐，有一次回家晚了，我妈说：“我看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有一个女艺人养了一只失聪的狗，女艺人好奇狗每天在家做什么，就装了远程摄像头，发现自己每天上班之后，那个狗就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我就是那只狗。”

    我听得很难过，从那以后，我就几乎每天回家吃饭，即便和我妈相对无言，我也不愿意让她一个人在家。

    她在北京生活，却是没有生活的，没有目标、没有朋友、没有社会关系。因为没有生活，我妈就开始“偷窥”我的生活。她醒得早，每天五六点钟就醒了，爬到我的床上看我的手机，每一条群里的消息和朋友圈都不错过。她从来不议论和评价，而我内心竟然因为她的偷窥而有些许的轻松：她时刻看着的人生，毕竟错不到哪里去。

    最近半年，她开始忍受不了这种依赖着我的生活，她宣布：我也要实现个人价值。她开始剪纸。

    我自觉意识到一个家庭空间里是容不下两个艺术家的，因此我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就去咖啡厅写作，从上午11点写到晚上6点半，回来和我妈吃晚饭，然后看她当天的剪纸作品，听她聊她的创作理念。她兴奋的样子就像7岁时候刚刚开始写作的我。这样的生活幸福又危险。危险在于过于幸福安稳。

    大部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很残酷，因为小孩看不到父母壮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小孩子长大后，只看到父母的衰退、他们的固执与经验的缺失，偏要到很多年后，当自己在他人眼中也有了衰颓的势头，才发现父母的睿智。

    我和我妈的关系比大部分亲情幸运的地方，在于它在亲情炙热的火燃尽之后还有友情平稳的焰。我错过了她的最盛年，却参与了她50岁之后的再次成长，我们又是同时在航行的船，我们时而望向彼此，在大多数时候，却只是应付各自的波浪与狂风，擦肩而过的时候，在内心向对方挥手示意。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4期 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