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故事

    ■止庵

    多年前我在一家报社上班，每日里无所事事，一上午要往传达室跑好几趟，等着看当天各种报纸，待到一概看完，也该吃午饭了。午休之后，大家闲聊会儿，随即下班回家。我很担心不工作后，也是如此情形。

    正好有编报纸的朋友约我写文章，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写作之事早就歇手不干，此时工作很忙，反而重操旧业，因为别无本事，这个好歹懂得一些，也算是个事由儿，弄不好将整个余生投入其中也未可知。

    上班期间，我前后出版了6本书。写作数量逐年增加，似乎有向不工作过渡的趋势。然而对我来说，写作仅仅提供了不工作的可能性，至于将此可能变为现实，却是事出无奈之举。在我看来，业余写作未必不好；进一步讲，职业写作未必就好。后者时刻面临一个问题，即写不出来怎么办；前者则无所谓，总归还有别的事情可干。

    此外大家谈起这个事儿，往往强调时间因素，好像个个文思有如泉涌，简直不及写在纸上似的。但是我读托尔斯泰最后一年的日记，常常抱怨自己心情恶劣，不能工作；鲁迅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说明也不无这种时候。时间有有效与无效之分，只有被利用了才有价值；时间充裕，虚度的可能性就更大。相比之下，心境比时间重要得多。坦白地讲，我自己心境好的日子不多，一年下来不足百日，业余写作可能对我更为适宜。

    从另一方面考虑，正如加缪所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多”可以就某一时间向度而言，即做完这事再做那事；也可以就某一单位时间而言，即同时做不止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彼此无所冲突，生活也就变得丰富多彩。

    这自然是理想状态，而理想的事情在现实中往往落空。前面我说写作要有心境；我当时所做工作，并不需要心境，却能破坏心境。从前我写过一篇题为《谈心境》的文章，其中有云：“我们究竟需要有多么坚强，才能像守住城堡似的为自己守住一个好心境呢，即使不写什么鸟文章也行。”此乃由衷之言。说来我是难得愉快的，但是却忍受不了不愉快，尤其眼见得这不愉快没有尽头之时。那么干脆辞职好了，至于写作尚是余事。当时给一位朋友写信，曾说：“一般说来，我是可以‘为五斗米折腰’的，但是这也是底线了：倘若‘米’已经不够‘五斗’，或‘折腰’进而还要趴在地上，则我也就敬谢不敏了。”回想起来，好像并无夸张之处。

    不上班总归是生活状态有所改变，开始不很习惯，还是担心无事可做。正好有出版社约我写一本自传。我就写了《插花地册子》。每日写一点儿，就像上班一样，不到两个月功夫，写了十万多字。这才算是“平稳过渡”。对我来说，不上班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免除了心境恶劣的主要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就像我在前述文章中写过的：“自然并非要写此作什么‘幸福论’，但我相信人世间一切荣华富贵，归根到底还是抵不上一个好心境的。”

    现在对我来讲，重要的是如何打发不想写文章的时间。不上班之后，我把“周作人自编文集”校订完毕，一共有三十六种，四百多万字。做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有如工作一般，可以日复一日从事，不像写作有待兴会，需要凑泊。人生漫漫，总得想法子把它填满。

    （《向隅编》中央编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