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之利弊

    ■陈世旭

    单位有个作者从基层调入，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唯户口不得落实。一遍遍地跑，答复都是要成批统一批准。至于何时成批，一批数量几何，不得而知。半年之后，该作者偶遇一熟人，那人一个电话，当天就办妥了。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此做过详细的描述：人们按亲疏、内外、生熟，区别对待与之交往的不同对象；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人们一旦有麻烦，一旦遭遇不公，首先想的是有没有“熟人”，能不能拉到“关系”。 

    “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感情的深浅，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实现实利目标。如此“熟人社交”难免会演变成“熟人病态”：弱化法治功能，淡化竞争激励，加剧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等等。

    当然这些关乎国家社会的大局，我们一般人过日子未必总会想到，但即便是个人，凡事都以为熟人好办，也不见得。有时候熟人不一定就能带来利益，相反，可能带来成本上的过度支出。    

    其实，生人不一定就不如熟人。许多成功者的人际链，比不成功的更倾向于选择专业人士。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去熟人化”的过程，即逐步实现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

    （《广州日报》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