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天下万物都有其特殊性和共性，无殊性物物无分别，无共性就不能成其为类事物，人与人若无共性，就不能成其为人类。

    从人类内在自身诉求而言：（1）人类是群居的，人与禽兽不同的特质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为什么能合群，是因为人能分工，是能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人的生存需要各种技能和各种资料的创造，一个人做不到，必须分工合作，构成生产、生活共同体。分工合作何以能行，是因为人讲义礼。“故义以分则合，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分而和合，和合构成人类共同体，共同体力量强大，就可以竞争取胜。所以人生不能无群，“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主张群生。西方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伏尔泰、孟德斯鸠都认为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而具有自然合群性，把人导向社会生活，这是人得以共同生存的法宝。

    （2）人是社会存在物，有社会性。群道具有道德理性，它是指人所特有的本质力量与主体能力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它是体现分工合作、互联互帮、互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它是具有政治性、道德性、意识性的社会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度越了纯生物性的“动物社会”的存在者，因为它是道德理性的和合存在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东西更加是人”。中国古人认为人类有气、有生、有知、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仁义德行，常安之术”。“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人类生来都是一张白纸，唯有通过社会道德理性的教化，才构成常安的命运共同体。

    （3）人是有情感的和合存在者，人若无情，非人也。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类在实践、认知活动中，对某一事物产生一定的情感状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产生怵惕恻隐的情感，体现了人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历来重真情，尚大义”，一句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人的最温馨的情愫。万家团圆，共享天伦，走亲访友，共祝美好，贯穿其中的是浓浓的亲情、友情、爱情，这是一种“不虚、不私、不妄之情”，它铸就了守望相助、天下同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外在时代需要而言：（1）在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人类共同拥有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小，动一发而牵动全身。民族、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在全球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依存。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和合则两利、抗争则两败，和则兴、斗则亡，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命运休戚相关，兴衰与共。（2）人类共同面临人与自然冲突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造成的人道危机，人与人冲突形成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带来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产生的价值危机。此五大冲突与危机，把人类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一国一地区均无法单独应对化解，唯有竭诚合作才能改善。冲突与危机是灵感的源泉，人类厄运提供了共同体生活的契机。于是和合学应运而生，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原理，是整合、协调、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最佳选择，而使全球取得共识，产生一定凝聚力、向心力，形成全球某种稳定内在秩序、共契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正如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所说：“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着眼于维护人类长远利益的远见卓识。”“这一理念已经得到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普遍认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正在以稳健步伐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向联合国提供了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在联合国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外交舞台上有效争得话语权的成功例证”。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光明日报》5.15 张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