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庚子退款的驻美公使

    1901年，清政府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谈判赔款数额之时，各国代表漫天要价，总数超过十亿两。这笔巨大、沉重、耻辱的赔款被称为“庚子赔款”。几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个人，他捕捉到天赐的契机，凭借天才的外交手段，促使美国退款于中国。他就是梁诚。

    天赐的契机

    梁诚（1864-1917），原名巫旭，广东人。1875年，他未满十二岁便在家庭的资助下留美，1881年奉召归国，从此开始了外交官生涯。1903年，他来到美国，出任清政府驻美公使。

    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职之后的1905年1月，清政府外务部电告驻美公使梁诚，“现与各国另议还金办法”，梁诚的使命为：向美国外交部声明，提出另算，即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其他国家以金折价赔付，美方仍照前例以银折价。因为1902年5月在天津谈判时，美国代表坚决主张中国以白银折价抵偿赔款。鉴于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在前”，清政府仍希望美国以银代款，给中国减轻一定的负担。

    梁诚尊令把此一旨意告知海约翰，不想对方当场拒绝。梁诚将中国现状及还金还银的区别一一讲解给海约翰，说“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希望海约翰理解。

    海约翰听罢，为之动容，默然良久，说“庚子赔款”原属要得多了，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美国收银也省不了多少。

    此前，梁诚通过明察暗访，得知美国在“庚子之乱”的赔款上面，至少有一半是乘清政府之危故意多索。这一部分多收的赔款，从总统到外交部大员心知肚明且不避讳。随着事件平息，美国上层人士多对中国的祸乱遭遇给予同情。梁诚思忖，如果改辙而行，或可收到意外效果。他转而试探性地说，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中国财政将非常有益，美国如能倡首，他国定会跟风。海约翰当即表示梁氏此言甚在情理，自当竭力代为谋旋。

    天才的建议

    1905年春末，梁诚根据与美国外交部官员的沟通情况，就“庚子赔款”一事专门致函清政府外务部，说明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际多出美金二千二百万元。经多次活动劝说，美国上层人士已不再明显拒绝，“观其机兆，似可图成”。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问梁诚：“总统以为，若果交还赔款，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

    对此，梁诚想出一个可能使中美两国高层都能接受，且为民间和舆论界喜闻乐见的方式。他给清政府外务部发送密件说：“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这是第一个在中美外交舞台上，提出以退赔“庚款”创设学堂、兴学育人的清廷官员，其博大胸襟及眼光犀利长远，足令后世来者慨叹敬佩。

    为“庚子退款”四处游说

    出乎梁诚意料，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归还“庚子赔款”之事出现动荡反复。原因是中美关系更趋恶化。直到1906年初，中国社会各界抵制美货的运动分逐渐平息。

    经过深思熟虑，梁诚这次没有直接去触碰美国权力中枢，而是从中产阶级和民间悄然着手，如召开记者招待会，到处对民众演说，或写信、致电国会议员及报馆、传教士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一份《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对于以上问题，长期处在中国教会学校的政教人员以及传教士看得更有切身感受。1906年3月6日，在华的英裔美国商人兼公理会传教士史密斯见到罗斯福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随着每年大批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此时，罗斯福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不待史密斯啰嗦完便回敬道：“我完全同意你，我要设法完成它。”

    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决定：中国所偿美国赔款由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减至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美国的退款对各国均发生连锁反应，自1921年后，沙俄、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等国竟相效仿，均不同程度地退还了“庚子赔款”。

    （《名人传记》2017年第5期 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