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被隐去的人生

    后世惯于把徐志摩的一生简略成两段婚烟、两个女人和几首口耳相传的爱情诗。而那个怀揣着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青年，却渐渐不为人知。事实上，徐志摩是一个思想精进，有社会担当的人。他回国后，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治与恩想方面的论争。

    汉密尔顿·徐

    徐志摩曾说：“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汉密尔顿。”这位汉密尔顿，是美国开国元勋、首任财政部长。徐志摩到美国后，还取了个英文名“汉密尔顿·徐”，可见其决心。

    徐志摩真正收获的并非是课堂上的知识，而是被点燃的爱国热情。1918年11月，当一战胜利的消息在美国传开，人们涌上街头欢呼庆祝，发自肺腑地为国家骄傲。徐志摩旁观了这一幕，感触颇深。他订立章程，发奋向学。章程的内容除了早起晚睡，多运动、多学习以外，还有每天7时朝会（激耻发心），傍晚面对祖国方向高唱国歌。

    1920年，徐志摩以毕业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结束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去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这一次，他追随的目标变成了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罗素。

    1921年10月，他得知罗素回英并拿到地址，立刻写信请求见面，并在一个星期后如愿以偿。徐志摩发乎本心的崇拜、夸赞和尊重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了罗素家中的常客。罗素攻击卑鄙虚伪，提倡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思想自由及创作自由的观点，都对徐志摩影响很深。因为恩师梁启超“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需要其回国相助，徐志摩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决定回国。

    中国的文艺复兴

    梁启超是一个干预社会、敢于担当的文人，其主导的大部分文学活动，都是有政治意味的。梁启超召唤徐志摩回国参与的“中国的义艺复兴”，就是要做一个振兴中国文化的计划。

    徐志摩回国后后，负责处理图书馆和讲学社的英文信件。工作之余他四处投稿，逐渐在群雄割据的格局中打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徐志摩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毕竟是学政治经济的，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独立的思考，也常有发表的欲望。1923年冬，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励一说要办《理想》杂志，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下《政治生活与邻家三阿嫂》《青年运动》等文章。回国后的两三年间，在建树诗人声望的同时，徐志摩更多的是以时政评论家的身份说话。他的散文中最精彩的也是这类文字。

    不过，徐志摩有政治上的义愤，但他对当时各种政治活动不抱信心，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政治现实和民族存亡。后来“济南惨案”他也在日记中痛陈：“日本人当然可恶，有血性的谁能忍耐，没有一件我们受到人家侮辱的事是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

    为国难而赶飞机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决定和外交官顾维钧一道，乘张学良的座机南下。此前因顾维钧一再延期，徐志摩不得不在北平逗留了12天。这12天，他几乎与北平的好友都见了面，一次次的见面，竟成了彼此皆不知的诀别仪式。其中与剧作家熊佛西最后的长谈颇值得深究：“他说他恨不能战死在沙场上，他觉得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

    11月19日清晨，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出发前往北平，终因飞机误触山头而遇难。11月9日滞留北平时，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且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表示精神，故即（使）成行亦须于三五日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所谓北大同人，就是北大的教授们，所谓表示精神，就是要在日寇步步进逼，东北局势危急，华北几将不保的国难时刻，表示他们同仇敌忾的信念。这为徐志摩匆匆返回北平提供了解释。徐志摩这一生，要说他坚持了什么政治思想，其实并不明确。但有一件事他坚持，那就是爱国。

    （《环球人物》2017年第10期 郑心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