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华东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王家范如是评价。
5月20日是赵俪生先生100岁冥诞。对于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第三女、72岁的赵絪女士说:“别人说我父亲是学术泰斗、权威,但在我们心里,他就是父亲。”
“这位父亲,从我们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讲故事、画画,从头到尾讲历史年谱,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地把子女们全都带到了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并且把其中几位子女都引到教书的行业里。所以我在回忆里写道,我们家虽然经历了二十年坎坷,但无一人堕落、无一人绝望。之所以能这样,就是因为父亲始终告诫我们: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结束,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上世纪60年代,全国面临着一场在劫难逃的大饥饿。恰在这时,赵俪生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谁也没想到他居然能活着回来。
只有家里人了解父亲,“父亲是个达观的书呆子,只要有书读,他就可以暂时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
这对于子女们是个榜样。“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忘读书,各式各样的书都读。那正是读书无用论的时候,但父亲告诉我们要阅读、要记录、要写文章。比如说下雪了,父亲就让我们每个人写一篇雪景,之后他评谁写得好。”赵絪如是说。
后来到了“文革”,赵俪生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两三天中,我们所住的二号楼就被大字报装裹起来。”赵絪说,“好在父亲是‘老运动员’了,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所以,家人没看出他有多害怕,被斗完回来他还这样说过:‘闹着玩呢!他们那一套我都会,也都干过,不过不像他们闹得这么邪乎罢了!’”
赵絪记得,每当传来某某上吊、某某跳楼、某某失踪,父亲的眼神中便显现出一丝阴郁,坐在那儿陷入沉思,家人生怕他想不开。他大约也觉察到了,告诉家人:“你们放心,我绝不自杀!咱们如今只剩下一条道,就是‘熬’!我就不相信我熬不过去,死了可就只能是白死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场“史无前例”,他的宏观视角就比书生气十足的学者要宽阔些:“翻翻历史上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就这么往下熬吧。这不是咱们一家一户的事,这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躲是躲不过去的!”正因为有父亲的这些话,赵絪和家人减少了恐惧,抹去了愁怨,增进了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困苦,“熬”字就泛上心头。
(《北京青年报》5.25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