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劳动力的流动更自由

    制度的品性决定着国家的成败和命运。对于中国而言，几十年来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未来将面临怎样的制度困境？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表示，从体量和结构角度来看，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于欧元区。比如，二者都实现了货币上的统一，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都没有充分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不发达地区也可以因此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会最终收敛。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同欧元区一样：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发展差距，拥有统一的货币，劳动力无法充分自由流动。这使得落后地区既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刺激出口，也无法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提高生产率、降低公共财政负担——因为发达地区仅利用了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资源，而拒绝为之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个负担却最终落在没有享受到人口红利的落后地区。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不得不大肆举债进行投资，而中国单一制体制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兜底”，全社会也存在中央政府刚性兑付的预期，这就会陷入一个越落后越借钱，越借钱越安全的死循环。

    制度成熟背后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制度“文明”。我们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表面是一个经济问题，背后则是制度的文明问题，治国理念和价值观，会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当中，甚至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必须要有制度突破：一是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二是改革地方官员的考核体制（将考核总量转变为考核人均）；三是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制度，形成地方政府独立融资的约束机制，既要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又要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融资自由。

    （《社会科学报》第1555期 汪仲启）